第四章 汉学泰斗
光阴荏苒,转眼已是乾隆三十九年三月,桃花初开,春水初盛。瘦西湖畔,一片春意盎然。阮承信这一日带上阮元,牵了家中那匹老马,便道瘦西湖一带游玩。湖畔有一片地颇为开阔,阮承信便也在那里教儿子些射箭技巧。
“这马上射箭,要比步射更难些。但元儿需记住,上臂的力量若是十分,下盘的力量便是二十分。下盘不稳,箭便射得不准。”阮承信在马上自己一边说着,一边示范。示范完毕,便让阮元上马,自己牵着马缰,让阮元安心锻炼。
阮元臂力素弱,射得数箭,已然乏力。加上身在马上,又要照顾下盘,纵使父亲牵住了马,马儿不致跑动,也明显手忙脚乱,坚持到第十箭上,已无力支撑,颇为泄气的对阮承信道:“爹爹,孩儿实在不是习武的料。只恐……只恐祖父的武艺,是继承不下去了。”
阮承信也知阮元于习武一道,并无天赋,教他习箭,不过为了强身健体,况且射艺乃儒家六艺之一,多学一些,也是为了体会圣人心境。看阮元已经难以坚持,也不强求。道:“元儿若是累了,今日便回去。这射艺只为健体,并无其它,若是累了,今日便回去吧。”说罢自己翻身上马,抱了阮元,缓缓而归。
阮元觉得有点对不起父亲,一边走着,一边对阮承信道:“爹爹,元儿也想努力,可实在是……”阮承信素知儿子脾气,若不是真的体力不济,绝不至于放弃。便对他说出实情,道:“其实爹爹教你些骑射之道,也不是想让你继承祖业。你祖父当年考的是武举,后来人也勤勉,直做到参将。可眼下天下太平,考武举的,其实低人一等。爹爹教你习文这许多年,将来去应明经便是。只是你并未见过祖父,若是爹爹不教你,只怕日后,你会忘了阮家昔日的样子。”按明清科举制度,生员应举需在《四书》之外,自选《五经》中一经作答数题。所以民间文人也常借用古意,将文官科举称为“应明经”,以区分武举。
阮元忽道:“爹爹,元儿看那东坡先生的谏用兵书,颇为不解。东坡先生既然都认为,用兵有那许多祸患,又说好兵必亡。那……那为什么祖父还要去习武,爹爹又要教孩儿骑射呢?”
阮承信道:“这用兵一事,并非都是祸患。相反,有时候,也会因一些不得已之事,而去用兵。这用兵之事,是好兵,还是不得已而用兵,便只在一个‘义’字上。”
阮元尚难以理解,便安静的听着父亲讲其中区别。
阮承信继续道:“但凡用兵,有‘义’与‘不义’之分,所谓不义,东坡先生在文中所用事例,大抵皆是不义。但凡用兵战场,打仗的是前线将士,可运输粮草辎重,提供劳役,全在后方百姓身上。战事若是不义,百姓便不知因何而战,便不能提供足够的粮草物资。这样一来,前线将士便难以坚持了。”
“就说秦始皇吧,他当年一统六国,天下太平,若到此为止,便是义战。天下百姓也乐于太平,不是吗?可之后,他却非要派五十万大军,南下百越,前线用兵五十万,后方提供物资的,便是百万人了。天下人刚看到战乱结束,本想着过几天太平日子,可依然要服这许多徭役,这还受得了吗?久而久之,人心不附,秦朝也便亡了。”
“可东坡先生出生之时,宋朝是仁宗皇帝在位,虽然仁宗皇帝并非什么天纵奇才,却也是勤勉爱民之主。一时间生民和乐,天下无事。这时李元昊在西边起兵反宋,有何道义可言?对于宋仁宗而言,这便是义战了。所以东坡先生也说,尽管朝廷败了几仗,却未伤及根本,便是因民心所向、义举所为了。”
“那祖父他打过仗吗?”阮元不禁问道。
“当然了,你祖父当年在战场上很英勇呢。”阮承信道。
“那,祖父打的仗,是义战,还是不义之战呢?”阮元又问。
阮玉堂当年参加的战争,其中故事,颇为复杂。阮承信也说不清楚,那一战到底是义战,还是不义之战,便把当年的故事讲了不少给阮元听。讲完后说道:“其中义或不义,爹爹也说不清楚,元儿再读几年书,自己去评判吧。”
很快二人一马回到虹桥,离扬州不过一里路程。虹桥在扬州城西北,本不在城内,可天下承平日久,扬州城又不大,难以居住过多人口。便有不少人索性在护城河北,漕河之南的虹桥、草河、天宁寺一带定居。虽非城墙之内,繁华程度,倒也不逊于城中。
一路上眼看闹市、酒肆鳞次栉比,又是中午,阮家父子也有些饿了。阮承信便带着阮元,找了一家酒肆,点了炒豆腐、走炸鸡,想着阮元练箭一个上午,总是有些累了,也该慰劳他一番。正吃饭间,忽听得楼上有人高声笑道:
“但愿昭明太子在天有灵,保佑我兄弟二人,今日不被饿死罢了!”
阮承信想着不过穷书生自娱自乐,初不在意。阮元听得“昭明太子”四字,却欣喜异常,他平日和父亲、胡廷森等人读书,对《文选》已颇为熟稔,可平日看《文选》的读书人并不多,所以知音从来难觅。这时听到这四个字,顿时有久旱逢甘霖之感,便快步走上楼去,想看看对面是何方高人。
上得楼上,只见靠墙一边,有两个书生打扮的人坐着。其中一人二十出头,中等身材,白净面庞,颇为和蔼可亲。另一人长身火面,约三十岁年纪,一双眸子闪闪发光,生人多不敢近。但阮元自觉二人应是知己,也不怕生,便径自过去作揖道:“后学阮元,敢问二位先生,刚才所言昭明太子,可是编辑《文选》的那位先贤?”
两位书生一愣,没想到一句昭明太子,也会招来朋友。白面人看起来更和善一些,这时也主动答道:“这位小友如此抬举,我二人也真是惭愧了。这《文选》是千古经典,看过里面的文章,实在也不是什么稀奇事。”
“可……可是除了爹爹,我没见到几个看《文选》的人……”阮元答道。
这时阮承信怕儿子出事,也赶忙走上楼来,见是两位读书人,儿子应该不会有危险,便道:“在下仪征阮承信,这位是犬子阮元,平日和我读了些书,便有了兴趣。我们与外人交往不多,所以他听得二位讲昭明太子,便会如此感兴趣。”二人方知阮家父子来由。
白面人道:“在下阳湖孙星衍,字渊如,那位兄台是阳湖洪亮吉,字稚存。我二人听得东原先生近日南下,便慕名前来,想得先生指点一二。不料这扬州米物甚贵,多花去不少钱。这不,我二人正犯愁怎么回去呢。”洪亮吉也对阮承信还礼。
“阳湖……请问阳湖是哪里?”阮元这年不过十一岁,还未出过扬州府,对这个名字颇为陌生。
“阳湖是常州府治之所,常州府城下面有两个县,一为武进,一为阳湖。我二人便是常州府城人了。”洪亮吉解释道。看他双目颇为精神,看似难以亲近,但答起话也十分客气。
“那若是二位兄长说常州府,我不就知道了嘛。”阮元笑道:“可一说到阳湖,总是感觉陌生。”
“小友你这就不懂了。”孙星衍笑道:“虽然我二人都是常州府人,可你要知道,常州府属下八个县,每一县均有不少生员。其中才华横溢,年轻有为的,也不在少数,我二人只是其中两个庸才罢了。小友你想想,常州这么多读书人,聚在一起的时候,你也是常州人,我也是常州人,那谁能清楚你是常州哪里人?所以自报出身的时候,都会以县为依据,只言武进、阳湖。便和令尊只言仪征人,不言扬州人一样。”
阮元大奇,不懂读书人里面还有这些规矩,平日阮承信也未提及,这一天算是开了眼界。
“再说了,若是阳湖人出门在外,只称常州人,同席若有武进人在场,定要讥笑道:‘兄台,阳湖人便是阳湖人,说什么常州人嘛?和我们武进没关系的’。这武进阳湖虽同在常州府城,可论才子名儒,秋闱中式之人,总是武进多些。阳湖也是这些年出了瓯北先生,才算是小有名气了。所以若是阳湖人在外只说常州人,旁人反要以为你心虚,只知借武进声势,自充门面罢了。”孙星衍笑道。瓯北先生是清中叶史学大家赵翼,而秋闱便是科举中的乡试,江苏文人,不少都才高气傲,看不上其他府县,所以每逢科考,也都暗自较劲,绝不愿因本地中举人少,而失了面子。
孙星衍模仿武进人那句话,乃是常州方言,学得惟妙惟肖。洪亮吉听了,也不禁笑出来,道:“其实你们不知,孙贤弟说阳湖近年出了些人才,便是说自己呢。我这位孙贤弟,平日精于《尚书》,便书里再难的文字,到他这里,也如履平地,绝无任何窒碍。乡里人都说,要是孙贤弟日后肯为《尚书》做注,那孔注蔡传,便弃而不读,也未尝不可呢。”洪亮吉说的孔注是孔安国注文,蔡传则是朱熹学生蔡沈所著《书集传》,尤其蔡沈书传,元明清三朝均是科举所用。所以他这般评价孙星衍,已是极高的赞誉。
孙星衍笑道:“洪兄过誉了。小弟不过初窥门径,这二十九篇《尚书》,想融会贯通,还差得远呢。去年秋闱本也去过,结果呢,不出所料,榜上无名呀!”说到二十九时,明显重读,以示自己与时俱进,视流行的五十八篇版本《尚书》为伪作。
阮承信倒是听出,孙星衍既应得乡试,想必也是生员,便道:“孙贤弟年方弱冠,已中了秀才,日后自然前途无量。至于这省试,本就不易,贤弟也无需着急。”
洪亮吉叹道:“阮兄有所不知,我这孙贤弟论才华、论见识,比那些中举人的,要高得多呢。只是那制义时文一道……”
孙星衍道:“什么制义时文,直说八股文好了。也不知当年,是什么人发明出这般文字,这不是消遣我们的吗?经义策问,本是讨论圣人之道的。可一到了科考的时候,便成日‘对仗’、‘对仗’,要对仗你写诗去呀。讨论圣人之言,还要对个不停,着实烦人。”
阮承信也点头道:“孙贤弟说的是,多少举子,成日被这制义时文所困,一生便研究这些,做了官之后,又全忘了。到头来什么都不会,我也向来不喜这些。所以平日教元儿时,也时常告诉他,读书学的是有用的知识,若是一味沉溺于这八股对仗,那便是有害无益了。”
阮元也应了声是。由于已过十岁,便要考虑入官学之事,这时也难免开始接触八股文,他向来不喜这种强行对仗的格式文章,父亲也不强求。孙洪二人听阮家父子语气,和自己是一样脾气,也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阮承信忽然想起一事,道:“二位先生刚才可是说,东原先生要来扬州?”
洪亮吉道:“所言不错,东原先生最近在京城里修那《四库》,但他一向喜爱扬州风景,近日便来了。听说就是今天下午,扬州安定书院要请他讲课呢。我二人向来仰慕东原先生,这不,连夜启程从江南过来了。”
几人讨论的东原先生,便是清代名儒戴震,戴震不仅精于经术,对于历法、算学也多精通。洪亮吉、孙星衍都是晚辈,自然会慕名而来。阮承信也素闻戴震名声,只是无缘一见。这时听了二人之言,便道:“既是东原先生讲学,我父子便也一同前往,如何?”
孙星衍笑道:“这个不难,只不过去书院之前,也得填饱肚子呀,若是东原先生讲学,过去时无精打采,岂不扫了人家的兴?”几人听他言辞幽默,也都一同大笑起来。
安定书院就在扬州旧城,从虹桥一路南下,进了镇淮门一直前行便到。阮承信一行用罢午饭,便赶到书院门前。只见书院一带,已集中了数十位书生,四周还有陆续赶到的。问得门卫,只说主讲尚未到来,阮承信一行算来得早的,也及时找了好位置,准备一睹大师风采。
不一会儿工夫,四周书生陆续进入书院,阮元大致数着,也有上百人了,正好奇间,忽听得一个熟悉的声音道:“阮家兄弟,今天也来听东原先生讲课吗?”
阮元一惊,忙回头看过去,见是个颇为熟悉的少年,依稀想起是江府遇到过的江藩。阮元当日虽在江府受了欺负,却记得江藩帮过他,对他并无恨意。便道:“江兄也知道东原先生?”
江藩道:“东原先生是一代儒宗,不知有多少人敬仰先生才学,先生年事已高,近年据说已少与外人交往,今天能得一见,自然要来了。不过我之所以得到这个消息,也是橙里先生告诉我的。”阮元正好奇江昉和戴震有什么关系,只见前面缓缓走来一人,正是江昉。
江昉对眼前诸生做了个揖,已尽礼数,书生里又认得江昉的,知道他是盐商领袖,平日又礼贤下士,是个应当尊敬的人物,便都安静起来,听江昉讲话。江昉便道:
“今日来这里的先生,想必大家都知道了。乃是我大清海内第一名儒,戴东原先生!先生近日在京城主修《四库全书》,上月间思念我扬州风景,便临时告假而归。在下虽然才疏学浅,可少年之时,与东原先生颇有些渊源,故而一直保持了联系。眼看先生要南下,岂非我等后学之幸事?于是在下便修书一封与东原先生,希望先生主讲我安定书院一日,先生宽宏,看在小弟的薄面上,也就答应了。”
这话说的谦虚,但戴震何许人物,江昉一句话下来,他竟然愿意南下主讲一日。一时书生之间,已是议论纷纷。阮元也颇为好奇,不知江舅祖为何能与“海内第一名儒”成为至交。阮承信颇知江府故事,便悄悄把事情来由告诉了阮元。
原来戴震年轻之时,颇好扬州风景,便一度来到扬州,在书院主讲许慎、郑玄之学。所主讲的地方,便是这安定书院。当时朝廷派来扬州的两淮盐运使,名为卢见曾,是个好学爱才之人。听闻戴震在此暂住,便备了厚礼,请戴震到盐运使衙门做了数月座上宾。
卢见曾颇好交往,一时淮扬名士,大半曾进得卢府。他又是主管盐运的官员,自然少不了和江府来往。当时江昉年纪尚轻,但凭着兄长江春和卢见曾的交情,也经常来卢府和一些名士讨教,便认识了戴震。
戴震为人颇为自傲,原本江家这种大商人,他不仅不愿交往,反而经常避而远之。但眼看江昉来得数日,为人谦逊,经术之间也颇有见地,方收了成见,也和江昉讲起自己毕生所学。久而久之,二人便有了联系。
后来卢见曾因盐务亏空,蒙冤下狱,竟而病死狱中。这便是乾隆中叶,轰动一时的盐引案了。当时江府感他宽仁,一直积极联系朝廷,力主卢见曾清白。前后坚持了数年,大学士刘统勋收集全了证据,向乾隆表明事实,才终于为卢见曾平反。江春也因全力奔走,一时在扬州众商归心,成为不可撼动的总商之首。戴震当时已不在扬州,但听闻江府义举,也非常感动。便把江昉当作至交,这时江昉主动相邀,便也不好推却了。
阮承信的父亲阮玉堂,当年与卢见曾也曾有来往,是故阮承信听过一些他的故事。只是阮玉堂去世已久,平日又不在扬州,两家并无特别亲密的交情,所以日子长了,也就不再联系了,只记得一些当年的故事。
江昉寒暄了一阵,便向来处施了一礼,请戴震上台,自己则出了门,在一边等着,似乎不愿因自己身份,打扰真正的教学先生。阮元只见江昉所指之处,缓缓走过一个中等身材的老者来。听父亲说,戴震只有五十出头,可眼看眼前这老者,双目平和,似有无尽底蕴,但眼中神色,却比寻常五十之人更要暗淡。依稀可见的发辫上,也多是苍白之色。戴震这些年检校四库之书,耗尽心血,从《永乐大典》等古籍中,辑录得不少失传典籍,一部《算经十书》更是让年轻学子重见上古算学经典。可为了这些,戴震也耗去了大半心力。
戴震走上台来,对台下学子略一作揖,不少后学晚辈,纷纷站起还礼。只听他缓缓说道:“承蒙橙里先生厚爱,在下归乡,路经扬州,又曾在此讲过学,今日若不前来,反对不起各位了。”阮元听他说话,中气倒足,又颇为谦和,言语圆转自如。殊不知戴震早年也常与人辩论儒家“性理”之类问题,年纪大了,方自然纯熟起来。
戴震道:“后学戴震,平日颇愿思索这圣人学问中性理诸事,有些一家之言,编了三卷薄册子出来,实在也不是什么大学问。后学在科场多年,也不过得了个举人,想必是学术尚有不逮之处。不过既然各位愿意听后学一言,后学今日便讲讲后学所思,这‘理’字究竟是何来由,又作何解释吧。”戴震对儒家思想中“理”的思考颇多,自己所著三卷《孟子字义疏证》,第一部分便是讨论“理”的意义,这时所言,其实也只是自谦而已。
戴震见台下无人反对,便渐渐进入正题:“我等读圣贤书,这‘理’字,终是绕不过去的,可这‘理’字究竟作何解释,千百年来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后学尝遍观先秦经典,方认识到,‘理’字意义颇多。有肌理,有腠理,有文理,亦有条理。孟子曰‘始条理者,智之事也。’可见这人有了心智,便能观万物条理,便是我等常言之‘理’了。这‘条理’一说,又解释为‘得其分,则有条而不紊。’郑康成也说‘理者,分也。’什么意思呢,便是对事物之区别,详加区分。知道事物的差异,便是‘知理’了。自然,知道事物的差异,便也应当知道事物的本质。”
戴震讲儒家这“理”字,语言浅易,详加说明又不失依据,阮元听了,渐渐信服。又听戴震缓缓道:“这‘理’字字义虽多,但纵观上古经籍,似乎并不常见。各位之所以觉得常见,实乃宋儒言‘理’之故。可宋儒又是怎么说的呢?‘如有物焉,得于天而具于心。’按宋儒这般说法,这‘理’自天而出,自人有了心,便存于心中。可事实是否如此呢?后学冒昧,自觉这‘理’本在人心之外,是人看到天下万物,才明了这万物之理。”
“大家又要问了,戴某这般言语,有何依据?后学不才,试举亚圣孟夫子之言,为大家解释一番。孟夫子曾言,各人之口不同,但尝起食物,味道相同。各人之耳不同,可听起声音,音韵相同。由此可见,虽然各人心不同,但总能认识到些相同之物,这相同之物,便是‘理’了。”
“各位又要问了,这与宋儒之言有何区别呢?后学觉得,这事物之理,看不见摸不着,所以大家才有疑惑。可外界的声音,大家总听得到吧?大家想想,是先有了声音,后被耳朵听见,还是耳朵先知道了声音的存在,声音再出现的呢?自然是前者了。既然耳朵听声音是这样,用心去思考事理,自然也应是这样了。”
“可有些不学无术之人,听了宋儒所谓理在心中的言论,便自以为所作所为,全凭自己心中所想。心中觉得对了,便是有理,觉得错了,便是无理。久而久之,刚愎自用,不听人言,反倒把这些视为圣人教诲!唉,这大好的一生,便这般自己糟蹋了。要知道这事物之理,应当自外部观察入手,方可在心中形成认识。若是随心所欲而不观察外物,和那些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,又有何异呢?”
“宋儒不但这‘天理’二字说偏了,便是这‘人欲’二字,一样偏了,后学不才,曾听宋学之人讲起,这《礼记.乐记》之中,便有‘灭天理而穷人欲’一言,如何偏了?要知道这人欲到了尽头,天理自然就被破坏了。可为了维护天理,便一定要湮灭人欲吗?人欲如流水,性理如沟壑,水在沟壑里流动,哪里错了?若是水流不依沟壑而动,四处奔流,才是错了!宋儒看这理欲,便如对待正邪一般,非此即彼。可这天理人欲,并非正与邪一般,是绝对对立之物啊……”
戴震所言,乃是儒家学者中常见的“天理人欲之辨”,其实颇为复杂,为了讲学,已经讲得非常浅易。但阮元这年毕竟才十一岁,对于这些深刻的道理,也很难理解多少。只觉戴震讲的这些,言辞简明扼要,却又引经据典,极有说服力,至少要比所谓“宋儒”、“宋学之人”要强多了。
阮元还不知这其中言论,便是清朝中期学者之间,辩论最激烈的“汉宋之争”。清朝取代明朝建立后,不少以明遗民自居的学者痛定思痛,认真反思明亡教训,认为其中之一,便是学者不学无术,毫无考据便空口辩论,最终违了圣人本意。所以自顾炎武、黄宗羲以来,便大力呼吁“实学”而反对“空言”。
但所谓“实学”,本身包罗万象,具体到每一件事物,又有不同的做法。在儒家经典研究方面,顾炎武曾多次进行考据,以说明词语原本之意。进入清朝中期,学者多推崇顾氏,一时考据之学大盛,甚至有较为激进的学者,为了考证一个词语的原义,竟然要找遍先秦两汉的所有流传著作。不过这个时段的上古作品,一共也没留下多少,否则学者们便是穷尽一生之力,恐怕也看不完那么多书。
这些学者往往认为,越是距离孔孟圣贤近的时代,对词语做出的解释越容易符合原意。所以汉代大儒许慎和郑玄,便成了这些学者的推崇对象。由于这些学者动辄引用汉儒对经典的解释,这一派便渐渐被称为汉学学派,而依然推崇程朱理学的学者,便被称为宋学学派了。
其实清朝官方科举,并未直接认可汉儒,官方言及科举,明文称四书要遵循朱子集注,五经也有对应的理学注解。早期圣祖康熙帝在位时,更是大力推广理学。故而清朝中前期,宋学占了绝对主流。可清朝进入中期,一方面宋学理论渐渐僵化,学派后继乏人。一方面文网颇密,民间读书人若是一言一行不合上意,只要被揭发出来,便可能是大逆之罪。所以很多读书人明里不言,却暗中和朝廷较劲,你专用宋学,我便推广汉学。又有惠栋、戴震等人,倾毕生之力于经籍之中。故而朝廷之外,汉学学者反而地位越来越高。
当时在位的清高宗乾隆皇帝,倒也不是不清楚这些。但乾隆颇有心术,深知这些儒者并非真有什么“大逆”之心。所以言辞之罪,针对的多是些声名不著的生员和在乡举人,而对于戴震这些已成名的海内名儒,非但不加罪名,反而听之任之。戴震本也不愿参与政治,反而积极参与《四库全书》的修撰。于是皇帝与大学者之间,也就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和平。久而久之,不少乾隆前期的汉学学生,已经成了学政、典试之官,后来学生在科举中引用汉学学者如惠栋、江永之说的,不仅不会落榜,反而容易得到更高名次。
这时的阮元,尚未参与汉宋之争,但戴震这一番言论,却也让阮元心中,多了一个敬仰之人。阮元之后也再未见过戴震,三年之后,因编修四库,致力学术,戴震积劳成疾而终,年仅五十五岁。
这时戴震讲学已毕,江昉又回到堂中,请了戴震回去,其余书生也各自归家。阮承信父子告别了孙星衍和洪亮吉,正也要离去。忽听江昉在后面说道:“得中可否暂留片刻?”
阮承信听江昉唤他,只好回过身去。阮元虽不想再入江府,但江昉毕竟是他舅祖,也恭恭敬敬的施了礼。只听江昉对阮承信道:“得中离开我江府,这数来也有两年了,先前提到那件事,不知可否考虑清楚了?”
阮元颇为疑惑,不知江昉所谓何事,阮承信道:“既是舅父出言,本该前往,只是……”看了看阮元,似乎有些不便。江昉也不强求,道:“若是不方便,回去和夫人商量一下也好。”阮承信这才带了阮元离去。
阮元本也不知父亲和江舅祖商量了什么,但这天回到家后,阮承信向林氏提起,阮元悄悄在屋外听了,方知来由。原来江家生意遍及长江中下游诸省,西至两湖,都是江家贩盐之处,因而扬州之外,时常缺人管理。他离开江府之时,湖北分号有个账房位置空着,江昉想起阮承信,便向他提及,若是做了账房,平日也能多赚些钱,而且阮承信在外谋生,家里也能节省些开销。
可阮承信之前一直没有答应,因为阮元当时年纪还小,觉得自己一旦离开扬州,阮元缺人管教,只怕误了学业。江昉当时便补了别人去湖北,谁知近日传回消息,那人不幸溺水而亡。阮元年纪又大了两岁,也不需要特别亲密的照顾了,于是江昉便再一次向阮承信提起这件事。
林氏听完阮承信这事来由,凭着自己对丈夫的了解,已清楚了阮承信为什么不愿前往湖北。原因无非有三,一是阮承信自恃读书人身份,不愿做账房之事。二是担心即便去了,事情也应付不过来。三则是担心阮元了。略一思忖,这三件事都不难解决。便道:“夫子且先冷静,以我的想法,这账房之事,倒未必有多少难处。先前夫子说,橙里先生多次向你提及前往湖北之事,若这差事真的困难,江家又不会为了你一人,把财路都断送了,必然会立刻派个得力的人过去。既然橙里先生等得你这许久,想来不过是想帮你解决一下生计罢了。”
阮承信想想,觉得也有道理,江家人脉颇广,必然不至于缺乏人手。但总是觉得以士从商,不免有些不雅。答道:“夫人之言,确是有理,可我平生从不晓商人之事,便是平日并不要紧,也只怕……”
“夫子是觉得,自己一个读书人,去做那出入记账之事,有失身份,是吗?”林氏知道阮承信在这一点上,终究不会自己承认,倒不如直接点破,阮承信方才可能正视这一矛盾。“可夫子有没有想过,若咱家就这样下去,只怕也支撑不了多久了。元儿离成年还远,总不能让他去补贴家用吧?更何况,夫子终是要抱孙子的。”
说这话时,林氏也怕阮元万一在外听到,于是最后几个字,便压低了声音,同时身子微微向左倾斜,眼睛也向左瞥了一下。阮家门户向南,林氏这时向左微动,便是指向东侧,江府正好在扬州城东南方向的康山,这个姿势一做出来,阮承信看得清楚,很快会意,点了点头。
阮承信与妻子相处十余年,两人都是读书人家出身,性情相投,说起话来,默契也多,平时自己有什么话说不出来,林氏察言观色,便可看出个八九不离十。反过来自己也知道妻子心意,这时看妻子动作,便既领会。妻子说到抱孙子,又转向江府方向,言下之意,便是希望未来阮元订婚之时,可以从江家择一女喜结连理。阮承信生母便是江府出身,早有渊源,而且江家从江昉父辈起,从、表兄弟便不在少数,若是下一代人,与阮元血亲已远,最多称一声表姐妹,但已无近亲关系了。阮元若与江家之女结亲,未来只要不自己败家,衣食无忧一生倒也不难。
可阮承信与江府之间,关系也并非特别亲密,如果阮承信就这样去和江府谈论阮元婚事,江昉固然宽厚,却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同意阮承信。但若是阮承信愿意接受江昉邀请,为江家做几年事,阮家江家之间,联系便会密切。而且到那个时候,阮元年岁足够,就可以去考官学,一旦阮元入学,再证明自己的实力,与江家联姻,便会大有希望。
阮承信既已会意,想到自己这一生,只怕很难挽回阮家的衰落了。但阮元很快就会长大,若是到时候自己有个不测,阮元未来的生活,只会比现在更困难。阮元又不像自己有国子生头衔,到时候只能沦为平民,再无免除赋役、登堂而坐之类优待。想到这里,自己也确是对不起儿子,若是再硬撑着门面不放,只怕有些虚伪了。便道:“元儿还要几年才能长大,总是要把这几年撑过去。这湖北一行,看来是必须要去了,只是元儿的学业……”
“爹爹放心,元儿一定继续努力,绝不让爹爹失望。”阮元听了父母这一番话,再也按耐不住,便索性走出来,道:“爹、娘,你们的话,孩儿已听到了。孩儿虽然不能全懂,但孩儿知道,爹爹也是为了这个家,为了元儿,才考虑去湖北的。元儿现在还小,做不了什么,但我可以现在努力,七年之后,元儿成年了,就可以撑起这个家了!”说道这里,阮元虽然勇敢,却也不免有些心虚。胡廷森自江府一别,后来虽也指点过他,可胡廷森自己事务同样繁忙,很难一直帮助阮元,后面读书学习的路,自己也不清楚该怎么办。
林氏笑道:“元儿倒是有孝心,爹娘已经知道了,但元儿你还小,先把课业完成,才是你该做的。”忽然想起,陈集家中,据称近日有位新来的先生,听族里人这先生颇有才学,讲学简明扼要,让人易于接受。阮元若去陈集跟这位先生学习,倒也不会误了学业。便和阮承信父子说道:“其实夫子去湖北,也未必就耽误了元儿学业。元儿,家里没了这个能教书的爹,还有我这个能教书的娘呢。”
阮承信一时不解,林氏继续道:“前几日陈集的表兄来信,说陈集我们林家家塾里,近日来了位先生,姓乔,名字大概是叫做……乔椿龄吧,说乔先生学识渊博,人也谦和,平日家里子弟但凡有请教的,乔先生都一一耐心作答,以前请的先生指点不明之处,乔先生都能讲得通透。元儿愿意到乔先生那里去读书吗?”阮元听母亲说乔椿龄为人不错,自己除了胡廷森外,也没其他认识的先生,便点了点头。
阮承信笑道:“不想还是夫人聪明,今日橙里先生和我说这事时,我尚有不少难处,没想夫人这一提点,竟全都解决了。看来湖北这一趟,我是可以放心去了。”又对阮元道:“元儿,父亲知道你娘贤惠、又识大体,即便父亲不在家里,有你娘在,凡事听你娘的话,总是不会错的。元儿能记住吗?”
阮元点点头,阮承信又道:“爹爹这两年教你《资治通鉴》,故事也讲了上百个了,依你现在所学的内容,想自己看通鉴全文,爹觉得已经不难了。以后便自己多读书吧,一定要记住,咱们读书,是为了学有用的学问,千万不要被科考耽误了。”阮元也答应了,其实这时他听多了阮承信讲历史故事,早已自己把《资治通鉴》看了一些,听父亲对此非常认可,当然更自信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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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马上射箭,要比步射更难些。但元儿需记住,上臂的力量若是十分,下盘的力量便是二十分。下盘不稳,箭便射得不准。”阮承信在马上自己一边说着,一边示范。示范完毕,便让阮元上马,自己牵着马缰,让阮元安心锻炼。
阮元臂力素弱,射得数箭,已然乏力。加上身在马上,又要照顾下盘,纵使父亲牵住了马,马儿不致跑动,也明显手忙脚乱,坚持到第十箭上,已无力支撑,颇为泄气的对阮承信道:“爹爹,孩儿实在不是习武的料。只恐……只恐祖父的武艺,是继承不下去了。”
阮承信也知阮元于习武一道,并无天赋,教他习箭,不过为了强身健体,况且射艺乃儒家六艺之一,多学一些,也是为了体会圣人心境。看阮元已经难以坚持,也不强求。道:“元儿若是累了,今日便回去。这射艺只为健体,并无其它,若是累了,今日便回去吧。”说罢自己翻身上马,抱了阮元,缓缓而归。
阮元觉得有点对不起父亲,一边走着,一边对阮承信道:“爹爹,元儿也想努力,可实在是……”阮承信素知儿子脾气,若不是真的体力不济,绝不至于放弃。便对他说出实情,道:“其实爹爹教你些骑射之道,也不是想让你继承祖业。你祖父当年考的是武举,后来人也勤勉,直做到参将。可眼下天下太平,考武举的,其实低人一等。爹爹教你习文这许多年,将来去应明经便是。只是你并未见过祖父,若是爹爹不教你,只怕日后,你会忘了阮家昔日的样子。”按明清科举制度,生员应举需在《四书》之外,自选《五经》中一经作答数题。所以民间文人也常借用古意,将文官科举称为“应明经”,以区分武举。
阮元忽道:“爹爹,元儿看那东坡先生的谏用兵书,颇为不解。东坡先生既然都认为,用兵有那许多祸患,又说好兵必亡。那……那为什么祖父还要去习武,爹爹又要教孩儿骑射呢?”
阮承信道:“这用兵一事,并非都是祸患。相反,有时候,也会因一些不得已之事,而去用兵。这用兵之事,是好兵,还是不得已而用兵,便只在一个‘义’字上。”
阮元尚难以理解,便安静的听着父亲讲其中区别。
阮承信继续道:“但凡用兵,有‘义’与‘不义’之分,所谓不义,东坡先生在文中所用事例,大抵皆是不义。但凡用兵战场,打仗的是前线将士,可运输粮草辎重,提供劳役,全在后方百姓身上。战事若是不义,百姓便不知因何而战,便不能提供足够的粮草物资。这样一来,前线将士便难以坚持了。”
“就说秦始皇吧,他当年一统六国,天下太平,若到此为止,便是义战。天下百姓也乐于太平,不是吗?可之后,他却非要派五十万大军,南下百越,前线用兵五十万,后方提供物资的,便是百万人了。天下人刚看到战乱结束,本想着过几天太平日子,可依然要服这许多徭役,这还受得了吗?久而久之,人心不附,秦朝也便亡了。”
“可东坡先生出生之时,宋朝是仁宗皇帝在位,虽然仁宗皇帝并非什么天纵奇才,却也是勤勉爱民之主。一时间生民和乐,天下无事。这时李元昊在西边起兵反宋,有何道义可言?对于宋仁宗而言,这便是义战了。所以东坡先生也说,尽管朝廷败了几仗,却未伤及根本,便是因民心所向、义举所为了。”
“那祖父他打过仗吗?”阮元不禁问道。
“当然了,你祖父当年在战场上很英勇呢。”阮承信道。
“那,祖父打的仗,是义战,还是不义之战呢?”阮元又问。
阮玉堂当年参加的战争,其中故事,颇为复杂。阮承信也说不清楚,那一战到底是义战,还是不义之战,便把当年的故事讲了不少给阮元听。讲完后说道:“其中义或不义,爹爹也说不清楚,元儿再读几年书,自己去评判吧。”
很快二人一马回到虹桥,离扬州不过一里路程。虹桥在扬州城西北,本不在城内,可天下承平日久,扬州城又不大,难以居住过多人口。便有不少人索性在护城河北,漕河之南的虹桥、草河、天宁寺一带定居。虽非城墙之内,繁华程度,倒也不逊于城中。
一路上眼看闹市、酒肆鳞次栉比,又是中午,阮家父子也有些饿了。阮承信便带着阮元,找了一家酒肆,点了炒豆腐、走炸鸡,想着阮元练箭一个上午,总是有些累了,也该慰劳他一番。正吃饭间,忽听得楼上有人高声笑道:
“但愿昭明太子在天有灵,保佑我兄弟二人,今日不被饿死罢了!”
阮承信想着不过穷书生自娱自乐,初不在意。阮元听得“昭明太子”四字,却欣喜异常,他平日和父亲、胡廷森等人读书,对《文选》已颇为熟稔,可平日看《文选》的读书人并不多,所以知音从来难觅。这时听到这四个字,顿时有久旱逢甘霖之感,便快步走上楼去,想看看对面是何方高人。
上得楼上,只见靠墙一边,有两个书生打扮的人坐着。其中一人二十出头,中等身材,白净面庞,颇为和蔼可亲。另一人长身火面,约三十岁年纪,一双眸子闪闪发光,生人多不敢近。但阮元自觉二人应是知己,也不怕生,便径自过去作揖道:“后学阮元,敢问二位先生,刚才所言昭明太子,可是编辑《文选》的那位先贤?”
两位书生一愣,没想到一句昭明太子,也会招来朋友。白面人看起来更和善一些,这时也主动答道:“这位小友如此抬举,我二人也真是惭愧了。这《文选》是千古经典,看过里面的文章,实在也不是什么稀奇事。”
“可……可是除了爹爹,我没见到几个看《文选》的人……”阮元答道。
这时阮承信怕儿子出事,也赶忙走上楼来,见是两位读书人,儿子应该不会有危险,便道:“在下仪征阮承信,这位是犬子阮元,平日和我读了些书,便有了兴趣。我们与外人交往不多,所以他听得二位讲昭明太子,便会如此感兴趣。”二人方知阮家父子来由。
白面人道:“在下阳湖孙星衍,字渊如,那位兄台是阳湖洪亮吉,字稚存。我二人听得东原先生近日南下,便慕名前来,想得先生指点一二。不料这扬州米物甚贵,多花去不少钱。这不,我二人正犯愁怎么回去呢。”洪亮吉也对阮承信还礼。
“阳湖……请问阳湖是哪里?”阮元这年不过十一岁,还未出过扬州府,对这个名字颇为陌生。
“阳湖是常州府治之所,常州府城下面有两个县,一为武进,一为阳湖。我二人便是常州府城人了。”洪亮吉解释道。看他双目颇为精神,看似难以亲近,但答起话也十分客气。
“那若是二位兄长说常州府,我不就知道了嘛。”阮元笑道:“可一说到阳湖,总是感觉陌生。”
“小友你这就不懂了。”孙星衍笑道:“虽然我二人都是常州府人,可你要知道,常州府属下八个县,每一县均有不少生员。其中才华横溢,年轻有为的,也不在少数,我二人只是其中两个庸才罢了。小友你想想,常州这么多读书人,聚在一起的时候,你也是常州人,我也是常州人,那谁能清楚你是常州哪里人?所以自报出身的时候,都会以县为依据,只言武进、阳湖。便和令尊只言仪征人,不言扬州人一样。”
阮元大奇,不懂读书人里面还有这些规矩,平日阮承信也未提及,这一天算是开了眼界。
“再说了,若是阳湖人出门在外,只称常州人,同席若有武进人在场,定要讥笑道:‘兄台,阳湖人便是阳湖人,说什么常州人嘛?和我们武进没关系的’。这武进阳湖虽同在常州府城,可论才子名儒,秋闱中式之人,总是武进多些。阳湖也是这些年出了瓯北先生,才算是小有名气了。所以若是阳湖人在外只说常州人,旁人反要以为你心虚,只知借武进声势,自充门面罢了。”孙星衍笑道。瓯北先生是清中叶史学大家赵翼,而秋闱便是科举中的乡试,江苏文人,不少都才高气傲,看不上其他府县,所以每逢科考,也都暗自较劲,绝不愿因本地中举人少,而失了面子。
孙星衍模仿武进人那句话,乃是常州方言,学得惟妙惟肖。洪亮吉听了,也不禁笑出来,道:“其实你们不知,孙贤弟说阳湖近年出了些人才,便是说自己呢。我这位孙贤弟,平日精于《尚书》,便书里再难的文字,到他这里,也如履平地,绝无任何窒碍。乡里人都说,要是孙贤弟日后肯为《尚书》做注,那孔注蔡传,便弃而不读,也未尝不可呢。”洪亮吉说的孔注是孔安国注文,蔡传则是朱熹学生蔡沈所著《书集传》,尤其蔡沈书传,元明清三朝均是科举所用。所以他这般评价孙星衍,已是极高的赞誉。
孙星衍笑道:“洪兄过誉了。小弟不过初窥门径,这二十九篇《尚书》,想融会贯通,还差得远呢。去年秋闱本也去过,结果呢,不出所料,榜上无名呀!”说到二十九时,明显重读,以示自己与时俱进,视流行的五十八篇版本《尚书》为伪作。
阮承信倒是听出,孙星衍既应得乡试,想必也是生员,便道:“孙贤弟年方弱冠,已中了秀才,日后自然前途无量。至于这省试,本就不易,贤弟也无需着急。”
洪亮吉叹道:“阮兄有所不知,我这孙贤弟论才华、论见识,比那些中举人的,要高得多呢。只是那制义时文一道……”
孙星衍道:“什么制义时文,直说八股文好了。也不知当年,是什么人发明出这般文字,这不是消遣我们的吗?经义策问,本是讨论圣人之道的。可一到了科考的时候,便成日‘对仗’、‘对仗’,要对仗你写诗去呀。讨论圣人之言,还要对个不停,着实烦人。”
阮承信也点头道:“孙贤弟说的是,多少举子,成日被这制义时文所困,一生便研究这些,做了官之后,又全忘了。到头来什么都不会,我也向来不喜这些。所以平日教元儿时,也时常告诉他,读书学的是有用的知识,若是一味沉溺于这八股对仗,那便是有害无益了。”
阮元也应了声是。由于已过十岁,便要考虑入官学之事,这时也难免开始接触八股文,他向来不喜这种强行对仗的格式文章,父亲也不强求。孙洪二人听阮家父子语气,和自己是一样脾气,也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阮承信忽然想起一事,道:“二位先生刚才可是说,东原先生要来扬州?”
洪亮吉道:“所言不错,东原先生最近在京城里修那《四库》,但他一向喜爱扬州风景,近日便来了。听说就是今天下午,扬州安定书院要请他讲课呢。我二人向来仰慕东原先生,这不,连夜启程从江南过来了。”
几人讨论的东原先生,便是清代名儒戴震,戴震不仅精于经术,对于历法、算学也多精通。洪亮吉、孙星衍都是晚辈,自然会慕名而来。阮承信也素闻戴震名声,只是无缘一见。这时听了二人之言,便道:“既是东原先生讲学,我父子便也一同前往,如何?”
孙星衍笑道:“这个不难,只不过去书院之前,也得填饱肚子呀,若是东原先生讲学,过去时无精打采,岂不扫了人家的兴?”几人听他言辞幽默,也都一同大笑起来。
安定书院就在扬州旧城,从虹桥一路南下,进了镇淮门一直前行便到。阮承信一行用罢午饭,便赶到书院门前。只见书院一带,已集中了数十位书生,四周还有陆续赶到的。问得门卫,只说主讲尚未到来,阮承信一行算来得早的,也及时找了好位置,准备一睹大师风采。
不一会儿工夫,四周书生陆续进入书院,阮元大致数着,也有上百人了,正好奇间,忽听得一个熟悉的声音道:“阮家兄弟,今天也来听东原先生讲课吗?”
阮元一惊,忙回头看过去,见是个颇为熟悉的少年,依稀想起是江府遇到过的江藩。阮元当日虽在江府受了欺负,却记得江藩帮过他,对他并无恨意。便道:“江兄也知道东原先生?”
江藩道:“东原先生是一代儒宗,不知有多少人敬仰先生才学,先生年事已高,近年据说已少与外人交往,今天能得一见,自然要来了。不过我之所以得到这个消息,也是橙里先生告诉我的。”阮元正好奇江昉和戴震有什么关系,只见前面缓缓走来一人,正是江昉。
江昉对眼前诸生做了个揖,已尽礼数,书生里又认得江昉的,知道他是盐商领袖,平日又礼贤下士,是个应当尊敬的人物,便都安静起来,听江昉讲话。江昉便道:
“今日来这里的先生,想必大家都知道了。乃是我大清海内第一名儒,戴东原先生!先生近日在京城主修《四库全书》,上月间思念我扬州风景,便临时告假而归。在下虽然才疏学浅,可少年之时,与东原先生颇有些渊源,故而一直保持了联系。眼看先生要南下,岂非我等后学之幸事?于是在下便修书一封与东原先生,希望先生主讲我安定书院一日,先生宽宏,看在小弟的薄面上,也就答应了。”
这话说的谦虚,但戴震何许人物,江昉一句话下来,他竟然愿意南下主讲一日。一时书生之间,已是议论纷纷。阮元也颇为好奇,不知江舅祖为何能与“海内第一名儒”成为至交。阮承信颇知江府故事,便悄悄把事情来由告诉了阮元。
原来戴震年轻之时,颇好扬州风景,便一度来到扬州,在书院主讲许慎、郑玄之学。所主讲的地方,便是这安定书院。当时朝廷派来扬州的两淮盐运使,名为卢见曾,是个好学爱才之人。听闻戴震在此暂住,便备了厚礼,请戴震到盐运使衙门做了数月座上宾。
卢见曾颇好交往,一时淮扬名士,大半曾进得卢府。他又是主管盐运的官员,自然少不了和江府来往。当时江昉年纪尚轻,但凭着兄长江春和卢见曾的交情,也经常来卢府和一些名士讨教,便认识了戴震。
戴震为人颇为自傲,原本江家这种大商人,他不仅不愿交往,反而经常避而远之。但眼看江昉来得数日,为人谦逊,经术之间也颇有见地,方收了成见,也和江昉讲起自己毕生所学。久而久之,二人便有了联系。
后来卢见曾因盐务亏空,蒙冤下狱,竟而病死狱中。这便是乾隆中叶,轰动一时的盐引案了。当时江府感他宽仁,一直积极联系朝廷,力主卢见曾清白。前后坚持了数年,大学士刘统勋收集全了证据,向乾隆表明事实,才终于为卢见曾平反。江春也因全力奔走,一时在扬州众商归心,成为不可撼动的总商之首。戴震当时已不在扬州,但听闻江府义举,也非常感动。便把江昉当作至交,这时江昉主动相邀,便也不好推却了。
阮承信的父亲阮玉堂,当年与卢见曾也曾有来往,是故阮承信听过一些他的故事。只是阮玉堂去世已久,平日又不在扬州,两家并无特别亲密的交情,所以日子长了,也就不再联系了,只记得一些当年的故事。
江昉寒暄了一阵,便向来处施了一礼,请戴震上台,自己则出了门,在一边等着,似乎不愿因自己身份,打扰真正的教学先生。阮元只见江昉所指之处,缓缓走过一个中等身材的老者来。听父亲说,戴震只有五十出头,可眼看眼前这老者,双目平和,似有无尽底蕴,但眼中神色,却比寻常五十之人更要暗淡。依稀可见的发辫上,也多是苍白之色。戴震这些年检校四库之书,耗尽心血,从《永乐大典》等古籍中,辑录得不少失传典籍,一部《算经十书》更是让年轻学子重见上古算学经典。可为了这些,戴震也耗去了大半心力。
戴震走上台来,对台下学子略一作揖,不少后学晚辈,纷纷站起还礼。只听他缓缓说道:“承蒙橙里先生厚爱,在下归乡,路经扬州,又曾在此讲过学,今日若不前来,反对不起各位了。”阮元听他说话,中气倒足,又颇为谦和,言语圆转自如。殊不知戴震早年也常与人辩论儒家“性理”之类问题,年纪大了,方自然纯熟起来。
戴震道:“后学戴震,平日颇愿思索这圣人学问中性理诸事,有些一家之言,编了三卷薄册子出来,实在也不是什么大学问。后学在科场多年,也不过得了个举人,想必是学术尚有不逮之处。不过既然各位愿意听后学一言,后学今日便讲讲后学所思,这‘理’字究竟是何来由,又作何解释吧。”戴震对儒家思想中“理”的思考颇多,自己所著三卷《孟子字义疏证》,第一部分便是讨论“理”的意义,这时所言,其实也只是自谦而已。
戴震见台下无人反对,便渐渐进入正题:“我等读圣贤书,这‘理’字,终是绕不过去的,可这‘理’字究竟作何解释,千百年来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后学尝遍观先秦经典,方认识到,‘理’字意义颇多。有肌理,有腠理,有文理,亦有条理。孟子曰‘始条理者,智之事也。’可见这人有了心智,便能观万物条理,便是我等常言之‘理’了。这‘条理’一说,又解释为‘得其分,则有条而不紊。’郑康成也说‘理者,分也。’什么意思呢,便是对事物之区别,详加区分。知道事物的差异,便是‘知理’了。自然,知道事物的差异,便也应当知道事物的本质。”
戴震讲儒家这“理”字,语言浅易,详加说明又不失依据,阮元听了,渐渐信服。又听戴震缓缓道:“这‘理’字字义虽多,但纵观上古经籍,似乎并不常见。各位之所以觉得常见,实乃宋儒言‘理’之故。可宋儒又是怎么说的呢?‘如有物焉,得于天而具于心。’按宋儒这般说法,这‘理’自天而出,自人有了心,便存于心中。可事实是否如此呢?后学冒昧,自觉这‘理’本在人心之外,是人看到天下万物,才明了这万物之理。”
“大家又要问了,戴某这般言语,有何依据?后学不才,试举亚圣孟夫子之言,为大家解释一番。孟夫子曾言,各人之口不同,但尝起食物,味道相同。各人之耳不同,可听起声音,音韵相同。由此可见,虽然各人心不同,但总能认识到些相同之物,这相同之物,便是‘理’了。”
“各位又要问了,这与宋儒之言有何区别呢?后学觉得,这事物之理,看不见摸不着,所以大家才有疑惑。可外界的声音,大家总听得到吧?大家想想,是先有了声音,后被耳朵听见,还是耳朵先知道了声音的存在,声音再出现的呢?自然是前者了。既然耳朵听声音是这样,用心去思考事理,自然也应是这样了。”
“可有些不学无术之人,听了宋儒所谓理在心中的言论,便自以为所作所为,全凭自己心中所想。心中觉得对了,便是有理,觉得错了,便是无理。久而久之,刚愎自用,不听人言,反倒把这些视为圣人教诲!唉,这大好的一生,便这般自己糟蹋了。要知道这事物之理,应当自外部观察入手,方可在心中形成认识。若是随心所欲而不观察外物,和那些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,又有何异呢?”
“宋儒不但这‘天理’二字说偏了,便是这‘人欲’二字,一样偏了,后学不才,曾听宋学之人讲起,这《礼记.乐记》之中,便有‘灭天理而穷人欲’一言,如何偏了?要知道这人欲到了尽头,天理自然就被破坏了。可为了维护天理,便一定要湮灭人欲吗?人欲如流水,性理如沟壑,水在沟壑里流动,哪里错了?若是水流不依沟壑而动,四处奔流,才是错了!宋儒看这理欲,便如对待正邪一般,非此即彼。可这天理人欲,并非正与邪一般,是绝对对立之物啊……”
戴震所言,乃是儒家学者中常见的“天理人欲之辨”,其实颇为复杂,为了讲学,已经讲得非常浅易。但阮元这年毕竟才十一岁,对于这些深刻的道理,也很难理解多少。只觉戴震讲的这些,言辞简明扼要,却又引经据典,极有说服力,至少要比所谓“宋儒”、“宋学之人”要强多了。
阮元还不知这其中言论,便是清朝中期学者之间,辩论最激烈的“汉宋之争”。清朝取代明朝建立后,不少以明遗民自居的学者痛定思痛,认真反思明亡教训,认为其中之一,便是学者不学无术,毫无考据便空口辩论,最终违了圣人本意。所以自顾炎武、黄宗羲以来,便大力呼吁“实学”而反对“空言”。
但所谓“实学”,本身包罗万象,具体到每一件事物,又有不同的做法。在儒家经典研究方面,顾炎武曾多次进行考据,以说明词语原本之意。进入清朝中期,学者多推崇顾氏,一时考据之学大盛,甚至有较为激进的学者,为了考证一个词语的原义,竟然要找遍先秦两汉的所有流传著作。不过这个时段的上古作品,一共也没留下多少,否则学者们便是穷尽一生之力,恐怕也看不完那么多书。
这些学者往往认为,越是距离孔孟圣贤近的时代,对词语做出的解释越容易符合原意。所以汉代大儒许慎和郑玄,便成了这些学者的推崇对象。由于这些学者动辄引用汉儒对经典的解释,这一派便渐渐被称为汉学学派,而依然推崇程朱理学的学者,便被称为宋学学派了。
其实清朝官方科举,并未直接认可汉儒,官方言及科举,明文称四书要遵循朱子集注,五经也有对应的理学注解。早期圣祖康熙帝在位时,更是大力推广理学。故而清朝中前期,宋学占了绝对主流。可清朝进入中期,一方面宋学理论渐渐僵化,学派后继乏人。一方面文网颇密,民间读书人若是一言一行不合上意,只要被揭发出来,便可能是大逆之罪。所以很多读书人明里不言,却暗中和朝廷较劲,你专用宋学,我便推广汉学。又有惠栋、戴震等人,倾毕生之力于经籍之中。故而朝廷之外,汉学学者反而地位越来越高。
当时在位的清高宗乾隆皇帝,倒也不是不清楚这些。但乾隆颇有心术,深知这些儒者并非真有什么“大逆”之心。所以言辞之罪,针对的多是些声名不著的生员和在乡举人,而对于戴震这些已成名的海内名儒,非但不加罪名,反而听之任之。戴震本也不愿参与政治,反而积极参与《四库全书》的修撰。于是皇帝与大学者之间,也就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和平。久而久之,不少乾隆前期的汉学学生,已经成了学政、典试之官,后来学生在科举中引用汉学学者如惠栋、江永之说的,不仅不会落榜,反而容易得到更高名次。
这时的阮元,尚未参与汉宋之争,但戴震这一番言论,却也让阮元心中,多了一个敬仰之人。阮元之后也再未见过戴震,三年之后,因编修四库,致力学术,戴震积劳成疾而终,年仅五十五岁。
这时戴震讲学已毕,江昉又回到堂中,请了戴震回去,其余书生也各自归家。阮承信父子告别了孙星衍和洪亮吉,正也要离去。忽听江昉在后面说道:“得中可否暂留片刻?”
阮承信听江昉唤他,只好回过身去。阮元虽不想再入江府,但江昉毕竟是他舅祖,也恭恭敬敬的施了礼。只听江昉对阮承信道:“得中离开我江府,这数来也有两年了,先前提到那件事,不知可否考虑清楚了?”
阮元颇为疑惑,不知江昉所谓何事,阮承信道:“既是舅父出言,本该前往,只是……”看了看阮元,似乎有些不便。江昉也不强求,道:“若是不方便,回去和夫人商量一下也好。”阮承信这才带了阮元离去。
阮元本也不知父亲和江舅祖商量了什么,但这天回到家后,阮承信向林氏提起,阮元悄悄在屋外听了,方知来由。原来江家生意遍及长江中下游诸省,西至两湖,都是江家贩盐之处,因而扬州之外,时常缺人管理。他离开江府之时,湖北分号有个账房位置空着,江昉想起阮承信,便向他提及,若是做了账房,平日也能多赚些钱,而且阮承信在外谋生,家里也能节省些开销。
可阮承信之前一直没有答应,因为阮元当时年纪还小,觉得自己一旦离开扬州,阮元缺人管教,只怕误了学业。江昉当时便补了别人去湖北,谁知近日传回消息,那人不幸溺水而亡。阮元年纪又大了两岁,也不需要特别亲密的照顾了,于是江昉便再一次向阮承信提起这件事。
林氏听完阮承信这事来由,凭着自己对丈夫的了解,已清楚了阮承信为什么不愿前往湖北。原因无非有三,一是阮承信自恃读书人身份,不愿做账房之事。二是担心即便去了,事情也应付不过来。三则是担心阮元了。略一思忖,这三件事都不难解决。便道:“夫子且先冷静,以我的想法,这账房之事,倒未必有多少难处。先前夫子说,橙里先生多次向你提及前往湖北之事,若这差事真的困难,江家又不会为了你一人,把财路都断送了,必然会立刻派个得力的人过去。既然橙里先生等得你这许久,想来不过是想帮你解决一下生计罢了。”
阮承信想想,觉得也有道理,江家人脉颇广,必然不至于缺乏人手。但总是觉得以士从商,不免有些不雅。答道:“夫人之言,确是有理,可我平生从不晓商人之事,便是平日并不要紧,也只怕……”
“夫子是觉得,自己一个读书人,去做那出入记账之事,有失身份,是吗?”林氏知道阮承信在这一点上,终究不会自己承认,倒不如直接点破,阮承信方才可能正视这一矛盾。“可夫子有没有想过,若咱家就这样下去,只怕也支撑不了多久了。元儿离成年还远,总不能让他去补贴家用吧?更何况,夫子终是要抱孙子的。”
说这话时,林氏也怕阮元万一在外听到,于是最后几个字,便压低了声音,同时身子微微向左倾斜,眼睛也向左瞥了一下。阮家门户向南,林氏这时向左微动,便是指向东侧,江府正好在扬州城东南方向的康山,这个姿势一做出来,阮承信看得清楚,很快会意,点了点头。
阮承信与妻子相处十余年,两人都是读书人家出身,性情相投,说起话来,默契也多,平时自己有什么话说不出来,林氏察言观色,便可看出个八九不离十。反过来自己也知道妻子心意,这时看妻子动作,便既领会。妻子说到抱孙子,又转向江府方向,言下之意,便是希望未来阮元订婚之时,可以从江家择一女喜结连理。阮承信生母便是江府出身,早有渊源,而且江家从江昉父辈起,从、表兄弟便不在少数,若是下一代人,与阮元血亲已远,最多称一声表姐妹,但已无近亲关系了。阮元若与江家之女结亲,未来只要不自己败家,衣食无忧一生倒也不难。
可阮承信与江府之间,关系也并非特别亲密,如果阮承信就这样去和江府谈论阮元婚事,江昉固然宽厚,却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同意阮承信。但若是阮承信愿意接受江昉邀请,为江家做几年事,阮家江家之间,联系便会密切。而且到那个时候,阮元年岁足够,就可以去考官学,一旦阮元入学,再证明自己的实力,与江家联姻,便会大有希望。
阮承信既已会意,想到自己这一生,只怕很难挽回阮家的衰落了。但阮元很快就会长大,若是到时候自己有个不测,阮元未来的生活,只会比现在更困难。阮元又不像自己有国子生头衔,到时候只能沦为平民,再无免除赋役、登堂而坐之类优待。想到这里,自己也确是对不起儿子,若是再硬撑着门面不放,只怕有些虚伪了。便道:“元儿还要几年才能长大,总是要把这几年撑过去。这湖北一行,看来是必须要去了,只是元儿的学业……”
“爹爹放心,元儿一定继续努力,绝不让爹爹失望。”阮元听了父母这一番话,再也按耐不住,便索性走出来,道:“爹、娘,你们的话,孩儿已听到了。孩儿虽然不能全懂,但孩儿知道,爹爹也是为了这个家,为了元儿,才考虑去湖北的。元儿现在还小,做不了什么,但我可以现在努力,七年之后,元儿成年了,就可以撑起这个家了!”说道这里,阮元虽然勇敢,却也不免有些心虚。胡廷森自江府一别,后来虽也指点过他,可胡廷森自己事务同样繁忙,很难一直帮助阮元,后面读书学习的路,自己也不清楚该怎么办。
林氏笑道:“元儿倒是有孝心,爹娘已经知道了,但元儿你还小,先把课业完成,才是你该做的。”忽然想起,陈集家中,据称近日有位新来的先生,听族里人这先生颇有才学,讲学简明扼要,让人易于接受。阮元若去陈集跟这位先生学习,倒也不会误了学业。便和阮承信父子说道:“其实夫子去湖北,也未必就耽误了元儿学业。元儿,家里没了这个能教书的爹,还有我这个能教书的娘呢。”
阮承信一时不解,林氏继续道:“前几日陈集的表兄来信,说陈集我们林家家塾里,近日来了位先生,姓乔,名字大概是叫做……乔椿龄吧,说乔先生学识渊博,人也谦和,平日家里子弟但凡有请教的,乔先生都一一耐心作答,以前请的先生指点不明之处,乔先生都能讲得通透。元儿愿意到乔先生那里去读书吗?”阮元听母亲说乔椿龄为人不错,自己除了胡廷森外,也没其他认识的先生,便点了点头。
阮承信笑道:“不想还是夫人聪明,今日橙里先生和我说这事时,我尚有不少难处,没想夫人这一提点,竟全都解决了。看来湖北这一趟,我是可以放心去了。”又对阮元道:“元儿,父亲知道你娘贤惠、又识大体,即便父亲不在家里,有你娘在,凡事听你娘的话,总是不会错的。元儿能记住吗?”
阮元点点头,阮承信又道:“爹爹这两年教你《资治通鉴》,故事也讲了上百个了,依你现在所学的内容,想自己看通鉴全文,爹觉得已经不难了。以后便自己多读书吧,一定要记住,咱们读书,是为了学有用的学问,千万不要被科考耽误了。”阮元也答应了,其实这时他听多了阮承信讲历史故事,早已自己把《资治通鉴》看了一些,听父亲对此非常认可,当然更自信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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