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百一十七章 南昌府学大论战(中)
“这……这是因为圣贤道统,一以贯之!”杨易听阮元这样一说,才隐隐发觉,阮元学问之高深远在自己意料之上,或许他对于宋学之言亦自精通,可即便如此,还是硬着头皮说道:“孔圣之语,传于曾子,曾子之道传于子思,子思再传孟子,这便是朱子所言道统。由此可见,阐明道统,便需集四子之书,这《大学》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述之,《中庸》是子思论道之言,自然应该独立成书,与孔孟并立,以示道统相承了。”
“说的不错!圣人之言,曾子得其精要,既然如此,阐明曾子之语,便是发扬道统了,你可认同我这一句话?”阮元忽然问道。
“这……正是这个道理。”杨易不知其中详情,便随口应了阮元。
“好,那你看我这部书吧。”阮元一边说着,一边也从身旁取了一册书来,对杨易道:“杨易,这部书名字叫做《曾子十篇注释》,若是你不知《曾子》,我且为你言之。《大戴礼记》之中,本有《曾子》十篇,所载亦是曾子之言,我清楚道统之立,关键在于曾子,是以我曾耗数年心血,注《曾子》十篇于此,那你且说说,我为曾子之学加以宣扬,这……算不算发扬道统呢?”说着也将那部书展开了,让府学诸生看得清楚。
杨易虽是生员,可所知之书亦只《四书五经》,他知道《十三经》之名,可其它公羊、仪礼诸部便未能看过,这《曾子》十篇出于《大戴礼记》之事,他竟是全然不知,更不知阮元亦曾为此书作注。一时听了阮元解释,当即愣在原地,心想阮元之言,果然自成体系,言之不差,沉吟半晌,知道自己学问远不及阮元,只好答道:“这……大人确是承继道统之人,是……是在下才疏学浅了。”
阮元自然清楚,杨易第一个站出来和自己辩论,便多半不是其中主谋之人,只是受人蛊惑,一时误解了自己,便也示意他坐下。很快,又有一名生员站起来道:“阮大人,后学陶山,有一事却是相请阮大人解释清楚,杨兄方才说圣人之道,在于朱子《四书》,这大人已经承认了,这道统断绝,时隔千年而复振之事,大人也承认了。那大人岂不是已经承认了,这《十三经注疏》乃是不得道统之人所言所注?既然如此,大人刻这部书下来,却还有何用意?”
“陶生员,这朱子之功,我是从来不敢有半分否认的。只是有一件事,却也需要你先想一想,亚圣之下,儒学虽是失了道统,可千年相传,其间聪明才智者有之,皓首穷经者有之,即便他们不得道统,难道凭着千百年的心智积累,竟不能有一二裨益之语么?汉之董子、郑康成,唐之孔宪公、韩文公,自也是一时名士啊?另有一事,我说来你且试思,这许多作注作疏之人,或许确是如你所言,不得道统,可他们相距圣贤的时代,要比朱子更近啊,即便道统之事,一无所取,难道这音韵训诂之言,也都是一无所取吗?要知道,这文字之本义,只有越接近圣贤之人,方才越容易了解啊?”阮元当即答道。
“阮大人,后学王魁,有一事想请大人赐教!”眼看陶山面露犹豫之色,似乎觉得阮元之言也有道理,不想再与阮元辩论,又有一名学生站立而起,向阮元问道:“大人,后学听闻,大人对朱子所言静坐修身之道,从来多有议论,大人认为,这静坐修身不过禅宗小道,并非圣人之本意,可静坐修身之言,朱子从来说得清楚!大人却是为何,竟要于这静坐修身一事之上,与朱子有所龃龉呢?”
“王生员,既然你这样问了,那我另有个问题,也请你思考一下。”阮元丝毫不加犹豫,答道:“你既是生员,想来先贤经典自已熟读,你且回想一下,圣贤之言,有哪一句曾经提及修齐治平之事,是需要靠静坐修身来完成的?这静坐修身之语,从不见于三代古籍,可见成修齐治平之事,这静坐修身之事,有亦可,无亦可!朱子言静坐修身,这不失为一种养德之法,若是你以为不错,那自然可以奉行,但你再想想,你一个人的静坐修身,再怎么反躬自省,对于外人而言有何用处?既然对外人无用,那这修身之法,便只可称为‘德’,而不可称为‘仁’了,修仁德之业,可以通过静坐,却不能只依赖静坐啊。需数人之间,相与行仁恕之事,方才可称之为‘仁’!怎么样,我说得也有道理吧?”
“大人,后学黄凤,有一事向大人请教!”
“阮大人,在下吴子祥,有一事请大人言明!”
……
如此又有前后六人,相继向阮元问起汉宋之辩,阮元一一应答,以示自己推崇汉学,然根本与宋学无二。这些学生本来对《四书五经》之外的先秦经典便知之不多,听阮元这样一讲,便也渐渐清楚,阮元所言之法,更容易阐发圣贤之道,而阮元自始至终又没有一句诋毁朱子之语,学生之中,竟也渐渐沉寂了下来,其他二十余名学生各自沉默,竟是不愿再与阮元论辩了。
只是阮元却也清楚,那个真正图谋不轨之人,这时却还未出现。
“阮大人,后学从来听闻阮大人为政之余,不废学问,今日一见,果然名不虚传啊。这南昌府前朝有王阳明,今日又有阮大人,果然是卧虎藏龙的宝地啊。”忽然,一个奇怪的声音传入了阮元耳中,言语看似从容谦敬,声音之中,却透着一股诡异之气,竟似出言之人表面谦恭,实则对阮元之学不屑一顾一般。阮元抬头看时,只见这时诸生之中,已站起了一人,神情从容,眼神却闪烁不定。这书生看着阮元已然注意到了自己,便又说道:“只是阮大人,后学仍有一事不明,请大人赐教,大人方才所言刊刻《十三经注疏》之语,后学听着,确有道理,可大人今日所刻,并非只有这四百一十六卷《十三经注疏》啊?后学听府学里的人说起,大人准备修书的刻版,是六百五十九卷之数,那请问大人,这多出来的二百四十三卷,大人竟要作为何用呢?”
只是阮元听着此人之言,更加不解之处,却是在于先前一句。
“卧虎藏龙……此人为何要用这样的词语称赞于我,看他的样子,不像是词不达意之人啊?卧虎藏龙……龙?难道……”
想到这里,阮元却仍是克制,便即答道:“这位生员,方才其他生员向我提问时,都说了自己姓名,可不知为何,你方才只提了问题,姓名还没说呢。也罢,这个问题我先与你解释一番便是,这六百多卷刻版,并非只有宋本《十三经注疏》一套,后二百卷,乃是我早年抚浙之时,与浙江学生幕友一并刊刻的《校勘记》,有经有校,这书方才全了,你却以为如何?”
“是吗,哈哈,看起来阮大人真是不畏世俗,不避流言之人啊?后学桐城方升,见过大人了。”这方升之语在阮元听来,仍是颇觉诡异,只觉得他并非真心与自己辩论,却是一直在用各种不当文词,在改变府学中的论道气氛。“阮大人,那后学可否这样理解,这套《十三经注疏》若是刻成了,日后流传下来的,并不是只有古圣前贤的十三部经典,与之一并传世的,可还有阮大人的校记啊。阮大人,这比附圣贤之术,您果然是得心应手啊。如此刻印古籍,只怕百年之后,大人这校记,也就可以与十三经并称,成为这千载流传的第十四经了吧?”
果然,方升此言一出,台下学生又开始纷纷议论起来。而阮元自然清楚,方升之意便是要造成错觉,使学生以为自己刻书并非为了圣贤之道,为了帮后世学人慎择善本,相反,自己刊刻古籍,只是为了沽名钓誉,借刻书之事妄求与古之先贤同辉罢了。
但即便如此,有了王鼎先前进言,阮元自也清楚府学中有如此作想之人,这次前来,也已然做好了准备,便即对方升答道:“方生员,桐城方氏,百年书香人家,倒是我阮元自惭形秽了。你这个问题问得不错,十三经是圣贤经典,既然我阮元之意在于广择善本,以彰显圣贤之道,那我何必将这校记一并刻上呢?可各位反过来想想,若是我等果然要寻得一部十三经善本,那这校记,本就是不可或缺之物啊?这经籍流变,各位或许尚不清楚,十三经最为高古之正本,不在书籍之上,而是在于西安府唐朝流传下来的《开成石经》。而刻本十三经,眼下可见最为精古者是南宋之人编刻。各位应当知道,南宋文人刻书,可是很难看到西安石经的啊?这十三经刻本与正本,自此南北殊途,却也可惜。直到国朝蒋衡写经,十三经正本之事方才被人重新提及。阮某不才,入仕之时便即得高宗皇帝授职,校勘开成古经,自然也清楚即便是宋人古本,犹有不足,而且阮某虽言此书刊刻,大端在于宋本,可之后的明本呢?确实,明本多有妄改古经之处,可明本也并非一无是处啊?既然如此,难道这宋本十三经,便果真是一字不可更易之善本了吗?不是!相反,为求善本,我等不当囿于古本,不当唯宋是尊,亦不当唯唐、唯明是尊,而是应该兼取众本之所长,遍观众本之所异,如此,方是‘博学而算’,方才合了先贤曾子之本意!是以我这次修书,以宋本为根本,却又兼之以唐之石经、明之汲古,便是日本国传入中土之足利本,有所长者,亦可取之!如此,则国朝自有国朝之善本,又何必唯宋是尊,唯明是从呢?”阮元所言“明之汲古”,指的乃是明末刻书大家毛晋所立汲古阁,其经史各本亦多有可称道之处,只是十三经一道,相较于彼时宋本,汲古阁本不免有些粗疏而已。这时台下诸生听着阮元之语,只觉阮元虽精于古事,然究其根本,乃是为今人所用,希望今人更进一步,以胜古人,自是精神振奋,先前对阮元的怀疑,也已经消去了大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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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说的不错!圣人之言,曾子得其精要,既然如此,阐明曾子之语,便是发扬道统了,你可认同我这一句话?”阮元忽然问道。
“这……正是这个道理。”杨易不知其中详情,便随口应了阮元。
“好,那你看我这部书吧。”阮元一边说着,一边也从身旁取了一册书来,对杨易道:“杨易,这部书名字叫做《曾子十篇注释》,若是你不知《曾子》,我且为你言之。《大戴礼记》之中,本有《曾子》十篇,所载亦是曾子之言,我清楚道统之立,关键在于曾子,是以我曾耗数年心血,注《曾子》十篇于此,那你且说说,我为曾子之学加以宣扬,这……算不算发扬道统呢?”说着也将那部书展开了,让府学诸生看得清楚。
杨易虽是生员,可所知之书亦只《四书五经》,他知道《十三经》之名,可其它公羊、仪礼诸部便未能看过,这《曾子》十篇出于《大戴礼记》之事,他竟是全然不知,更不知阮元亦曾为此书作注。一时听了阮元解释,当即愣在原地,心想阮元之言,果然自成体系,言之不差,沉吟半晌,知道自己学问远不及阮元,只好答道:“这……大人确是承继道统之人,是……是在下才疏学浅了。”
阮元自然清楚,杨易第一个站出来和自己辩论,便多半不是其中主谋之人,只是受人蛊惑,一时误解了自己,便也示意他坐下。很快,又有一名生员站起来道:“阮大人,后学陶山,有一事却是相请阮大人解释清楚,杨兄方才说圣人之道,在于朱子《四书》,这大人已经承认了,这道统断绝,时隔千年而复振之事,大人也承认了。那大人岂不是已经承认了,这《十三经注疏》乃是不得道统之人所言所注?既然如此,大人刻这部书下来,却还有何用意?”
“陶生员,这朱子之功,我是从来不敢有半分否认的。只是有一件事,却也需要你先想一想,亚圣之下,儒学虽是失了道统,可千年相传,其间聪明才智者有之,皓首穷经者有之,即便他们不得道统,难道凭着千百年的心智积累,竟不能有一二裨益之语么?汉之董子、郑康成,唐之孔宪公、韩文公,自也是一时名士啊?另有一事,我说来你且试思,这许多作注作疏之人,或许确是如你所言,不得道统,可他们相距圣贤的时代,要比朱子更近啊,即便道统之事,一无所取,难道这音韵训诂之言,也都是一无所取吗?要知道,这文字之本义,只有越接近圣贤之人,方才越容易了解啊?”阮元当即答道。
“阮大人,后学王魁,有一事想请大人赐教!”眼看陶山面露犹豫之色,似乎觉得阮元之言也有道理,不想再与阮元辩论,又有一名学生站立而起,向阮元问道:“大人,后学听闻,大人对朱子所言静坐修身之道,从来多有议论,大人认为,这静坐修身不过禅宗小道,并非圣人之本意,可静坐修身之言,朱子从来说得清楚!大人却是为何,竟要于这静坐修身一事之上,与朱子有所龃龉呢?”
“王生员,既然你这样问了,那我另有个问题,也请你思考一下。”阮元丝毫不加犹豫,答道:“你既是生员,想来先贤经典自已熟读,你且回想一下,圣贤之言,有哪一句曾经提及修齐治平之事,是需要靠静坐修身来完成的?这静坐修身之语,从不见于三代古籍,可见成修齐治平之事,这静坐修身之事,有亦可,无亦可!朱子言静坐修身,这不失为一种养德之法,若是你以为不错,那自然可以奉行,但你再想想,你一个人的静坐修身,再怎么反躬自省,对于外人而言有何用处?既然对外人无用,那这修身之法,便只可称为‘德’,而不可称为‘仁’了,修仁德之业,可以通过静坐,却不能只依赖静坐啊。需数人之间,相与行仁恕之事,方才可称之为‘仁’!怎么样,我说得也有道理吧?”
“大人,后学黄凤,有一事向大人请教!”
“阮大人,在下吴子祥,有一事请大人言明!”
……
如此又有前后六人,相继向阮元问起汉宋之辩,阮元一一应答,以示自己推崇汉学,然根本与宋学无二。这些学生本来对《四书五经》之外的先秦经典便知之不多,听阮元这样一讲,便也渐渐清楚,阮元所言之法,更容易阐发圣贤之道,而阮元自始至终又没有一句诋毁朱子之语,学生之中,竟也渐渐沉寂了下来,其他二十余名学生各自沉默,竟是不愿再与阮元论辩了。
只是阮元却也清楚,那个真正图谋不轨之人,这时却还未出现。
“阮大人,后学从来听闻阮大人为政之余,不废学问,今日一见,果然名不虚传啊。这南昌府前朝有王阳明,今日又有阮大人,果然是卧虎藏龙的宝地啊。”忽然,一个奇怪的声音传入了阮元耳中,言语看似从容谦敬,声音之中,却透着一股诡异之气,竟似出言之人表面谦恭,实则对阮元之学不屑一顾一般。阮元抬头看时,只见这时诸生之中,已站起了一人,神情从容,眼神却闪烁不定。这书生看着阮元已然注意到了自己,便又说道:“只是阮大人,后学仍有一事不明,请大人赐教,大人方才所言刊刻《十三经注疏》之语,后学听着,确有道理,可大人今日所刻,并非只有这四百一十六卷《十三经注疏》啊?后学听府学里的人说起,大人准备修书的刻版,是六百五十九卷之数,那请问大人,这多出来的二百四十三卷,大人竟要作为何用呢?”
只是阮元听着此人之言,更加不解之处,却是在于先前一句。
“卧虎藏龙……此人为何要用这样的词语称赞于我,看他的样子,不像是词不达意之人啊?卧虎藏龙……龙?难道……”
想到这里,阮元却仍是克制,便即答道:“这位生员,方才其他生员向我提问时,都说了自己姓名,可不知为何,你方才只提了问题,姓名还没说呢。也罢,这个问题我先与你解释一番便是,这六百多卷刻版,并非只有宋本《十三经注疏》一套,后二百卷,乃是我早年抚浙之时,与浙江学生幕友一并刊刻的《校勘记》,有经有校,这书方才全了,你却以为如何?”
“是吗,哈哈,看起来阮大人真是不畏世俗,不避流言之人啊?后学桐城方升,见过大人了。”这方升之语在阮元听来,仍是颇觉诡异,只觉得他并非真心与自己辩论,却是一直在用各种不当文词,在改变府学中的论道气氛。“阮大人,那后学可否这样理解,这套《十三经注疏》若是刻成了,日后流传下来的,并不是只有古圣前贤的十三部经典,与之一并传世的,可还有阮大人的校记啊。阮大人,这比附圣贤之术,您果然是得心应手啊。如此刻印古籍,只怕百年之后,大人这校记,也就可以与十三经并称,成为这千载流传的第十四经了吧?”
果然,方升此言一出,台下学生又开始纷纷议论起来。而阮元自然清楚,方升之意便是要造成错觉,使学生以为自己刻书并非为了圣贤之道,为了帮后世学人慎择善本,相反,自己刊刻古籍,只是为了沽名钓誉,借刻书之事妄求与古之先贤同辉罢了。
但即便如此,有了王鼎先前进言,阮元自也清楚府学中有如此作想之人,这次前来,也已然做好了准备,便即对方升答道:“方生员,桐城方氏,百年书香人家,倒是我阮元自惭形秽了。你这个问题问得不错,十三经是圣贤经典,既然我阮元之意在于广择善本,以彰显圣贤之道,那我何必将这校记一并刻上呢?可各位反过来想想,若是我等果然要寻得一部十三经善本,那这校记,本就是不可或缺之物啊?这经籍流变,各位或许尚不清楚,十三经最为高古之正本,不在书籍之上,而是在于西安府唐朝流传下来的《开成石经》。而刻本十三经,眼下可见最为精古者是南宋之人编刻。各位应当知道,南宋文人刻书,可是很难看到西安石经的啊?这十三经刻本与正本,自此南北殊途,却也可惜。直到国朝蒋衡写经,十三经正本之事方才被人重新提及。阮某不才,入仕之时便即得高宗皇帝授职,校勘开成古经,自然也清楚即便是宋人古本,犹有不足,而且阮某虽言此书刊刻,大端在于宋本,可之后的明本呢?确实,明本多有妄改古经之处,可明本也并非一无是处啊?既然如此,难道这宋本十三经,便果真是一字不可更易之善本了吗?不是!相反,为求善本,我等不当囿于古本,不当唯宋是尊,亦不当唯唐、唯明是尊,而是应该兼取众本之所长,遍观众本之所异,如此,方是‘博学而算’,方才合了先贤曾子之本意!是以我这次修书,以宋本为根本,却又兼之以唐之石经、明之汲古,便是日本国传入中土之足利本,有所长者,亦可取之!如此,则国朝自有国朝之善本,又何必唯宋是尊,唯明是从呢?”阮元所言“明之汲古”,指的乃是明末刻书大家毛晋所立汲古阁,其经史各本亦多有可称道之处,只是十三经一道,相较于彼时宋本,汲古阁本不免有些粗疏而已。这时台下诸生听着阮元之语,只觉阮元虽精于古事,然究其根本,乃是为今人所用,希望今人更进一步,以胜古人,自是精神振奋,先前对阮元的怀疑,也已经消去了大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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