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百四十九章 董诰、孙星衍、李赓芸之死
或许,在这一年的开始,还没有人可以意识到,嘉庆二十三年,将会成为一个别离之年。
嘉庆二十三年二月之初,正是春意盎然,草长莺飞之际,嘉庆的御案之上,却忽然多了一份请求致仕的奏疏。太保、大学士董诰,这一年已经七十有九,再无力应对朝廷政事,便即向嘉庆上表,请求辞官归田。嘉庆这一日也特意召见了董诰,最后一次和这位辅佐了他整整二十年的老臣独对详谈。
“董诰啊,这些年朕强留你做这个军机大臣,也是辛苦你了。”回想董诰二十年勤勉任事,嘉庆自然也对董诰有些不舍,对他安慰道:“其实朕几年前也想着,若是军机处之中,尚有决事稳妥不逊于你之人,朕就准你致仕,可这些年下来,朕在京官之内,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参决要事之才能够和你相比的人啊,这一转眼,你也已经老成这样了,是朕惭愧啊。”
“皇上切莫如此自责,老臣看来,托中堂、卢宫保之才决不在老臣之下,老臣致仕以后,还请皇上重用他二人。”董诰也对嘉庆答道。
“董诰,你与托津、卢荫溥二人共事也有六七年了,他二人什么情况,难道你还不知道吗?”嘉庆回想朝臣之状,却也叹道:“他二人办事之能有余,决事之周详,便有不足,总是不如你明白。但董诰啊,朕也知道你平日言事之风,你凡有建言,一概不留奏稿,只在朕面前独对,所以朕知道你敢于进言,能够参决要事,外人,尤其是那些新任言官御史,可大多都不清楚啊。朕也不瞒你,就朕这里,都收到过好几次御史上疏,说你年迈无能,要求朕提前令你致仕,你这样一生谨慎,倒是朕对不住你了。”
“皇上,臣一门两世深受皇恩,自当竭力相报,是以凡有要事,皇上咨询于臣,臣不敢有半分隐瞒。但臣之言语,是为了江山社稷安定,并非为了在群臣之间引以自炫。外人是否了解臣这些上言,便也不重要了。”董诰依然诚恳地向嘉庆回答道。
“无妨,煌煌国史,自有记录,后世史册,会给你公允之见的。”嘉庆也向董诰勉励道,只是说起用人之事,嘉庆却犹有疑虑,不觉向董诰问道:“但这决事之人,就算朕一时寻不得,总也要有一两个可用之人啊,朕清楚,天下重臣你最为清楚,不如……你再为朕推荐一些可堪宰辅之人,如何?”
“皇上,其实臣也清楚,皇上最重直省之任,凡京中要员有实干之才者,皇上往往以督抚之任予以拔擢。所以臣想着,若是督抚之中有才堪治事者,皇上自可召其归京,他们精通庶务,就算入主军机处,也自然可以事半功倍。”董诰听着嘉庆之言,却也隐隐有了另一个念头,毕竟到了这一年,嘉庆也已经五十九岁,言语之间,早年的疾言厉色也已经逐渐消散,或许嘉庆询问于己,也是在为下一代辅弼之臣做打算。
“你所言确也有道理啊,但这军机处……也罢,毕竟朝廷大事,也不一定非要经过军机处嘛。”嘉庆却也想到,军机处毕竟是掌管机要之地,需要精于部务,能够保守机密之人坐镇,但即便如此,如果给地方督抚加大学士衔,令其归京进入内阁,同样可以在内阁以备顾问,先前他便已加了云贵总督伯麟协办大学士,以后如法炮制去,却也不难。又向董诰问道:“还有,京中新晋言官御史之中,依你之见,可有得堪大用之人?”
“回皇上,如今御史之中,臣之意有二人可用,御史卓秉恬,御史陶澍,此二人上言最勤,而且每有议论,均言之有物,皇上可以对他二人继续拔擢,卓秉恬可参预部务,陶澍此人……臣看过他奏疏,知道他对民生实务,最为关切,皇上可以先以府道之任委之于他,若他果能任事,再继续提拔不迟。”董诰回答道。
“卓秉恬和陶澍……朕知道了。”嘉庆也对董诰答道。
“还有一事,臣之意,愿皇上三思。”不想董诰又补充道:“近年来,多有言官御史言辞激切,颇预旗务,依皇上之意,御史不晓旗务,便不当妄言。臣想着皇上之意本来不错,但这些御史,臣却以为本为议论朝政,以匡时弊,却并无其他心思,给事中鲍桂星、御史罗家彦,皆以言及旗务而被皇上贬谪,但他二人本是赤诚之辈,皇上是可以重新启用的,更何况,鲍桂星上言旗民之用,皇上本来……本来也是那样做得啊?”
原来董诰所言鲍桂星、罗家彦二人,都是这几年里被嘉庆贬谪的言官,鲍桂星上疏以为嘉庆应该重用汉官,罗家彦则上言请求八旗多加从事纺织之业,借以纾缓旗人困乏之状。嘉庆以为二人之言动摇国本,一度将二人贬官,但事实上,这时地方督抚,总督已是旗民各半,十五巡抚也有十二人出于民籍,旗人督抚反而逐渐成了少数,是以董诰才借实情为名,请嘉庆宽免二人之过。
“董诰……你所言也有道理。不如这样,明年,朕也会赦免一批罪臣,到时候,朕就让他们回来吧。只是……”嘉庆想着到了下一年,便是自己六十大寿,届时赦免罪行不重的犯事官员,亦或重新拔擢一批贬谪之人,也都是顺理成章之事。可想起六十大寿,嘉庆自也颇觉感怀,不禁又对董诰叹道:“不想朕亲政至今,也已经二十年了,这一晃你快八十了,朕也六十了,朕也是……也是真的舍不得你们啊。”
“皇上,切不可有此不祥之言,皇上神色尚健,自可长享天下太平。”董诰忙对嘉庆劝道。
“天下太平,天下太平啊……”只是嘉庆念着“天下太平”四字,却不知为何,总有一丝遗憾,沉默半晌,嘉庆方对董诰点头道:“董诰啊,你致仕之后,也务必安心休养,来年朕万寿盛典,朕还……还等着敬你一杯酒呢。”
“臣谢过皇上,愿皇上……平安长寿。”董诰也再次向嘉庆一连三叩,以示辞别。
看着董诰离去的身影,看着空无一人的养心殿东暖阁,嘉庆的心中竟也多了几分落寞。或许,属于自己的日子,也已经不多了……
而最后一次离开皇城之时,一向小心谨慎的董诰,也终于轻松了下来:
“哈哈,今日之后,老夫的画作,才终于能够圆满了啊……”
但董诰这时还未能想到,就在致仕之后半年,自己便因年迈之故,渐渐染病不起,最终与世长辞,谥曰文恭。嘉庆希望他参加自己六旬万寿的念想,终是未能实现。
董诰致仕之后,嘉庆也提拔了协办大学士戴均元与兵部尚书和宁担任军机大臣。然而一年之后,和宁便因年迈体衰,被嘉庆调回兵部专任部务,嘉庆又提拔了文孚进入军机处,文孚也是嘉庆所任命的最后一位军机大臣。
就在董诰致仕的同时,广州的阮元却也收到了一份讣告,阮元看了,当即悲痛不已。原来上一年冬天,定居江宁的孙星衍回到常州祭祖扫墓,然而上年江南又是寒冬天气,孙星衍祭扫之时更是奇寒彻骨。结果孙星衍方才回到江宁,便即一病不起,最终药石难愈,于嘉庆二十三年正月十二日在江宁病故,终年六十六岁。
回想自己与孙星衍相识、相交四十余年,虽说心性行事,孙星衍与阮元亦有不同之处,但孙星衍品行高洁,阮元从来钦服,以为知心好友之中,孙星衍当在三数之列。此时忽失挚友,阮元心中又如何能够平复?这一日阮元直哭了半日,在督院之内为孙星衍设了灵堂,亲为致奠。
而就在孙星衍的讣告送到广州之后两日,福建却也来了一份快报,上言福建布政使李赓芸被下属控告索贿,闽浙总督汪志伊闻讯之后,便即将李赓芸收监,可是不过数日,李赓芸竟然在狱中自尽身亡。阮元看了这份快报,也是惊叹不已,久久不愿相信快报之事为真。
“生甫兄……怎么会呢,我在浙江主政八年,赈灾安民之事,多赖生甫兄主持其间,听闻不少浙江百姓至今感怀。生甫兄为人也从来清廉,即便是我在杭州,除了公事他也绝少与我往来。怎么到了福建做了布政使,如今竟然……可话说回来,汪总制督抚各省一样有二十年了,也是直省督抚之内难得的能臣啊?难道生甫兄离了浙江,心性竟真的变了不成?可即便如此,他为何又要自寻短见呢?”
想着嘉庆九年浙江雨灾,李赓芸与自己一同设计迫使商人余亮、周华出粮赈济处州,那一计成功的关键便在于汪志伊也在苏州为自己出具了一份花押,方引得余周二人入彀。昔日同舟共济的同僚今日竟公堂相见,而李赓芸也因为莫名其妙的“贪贿”之事暴死狱中,和自己阴阳永隔。想到这里,阮元心绪更是黯淡,又担心李赓芸索贿之举为实,一时竟不敢为他增设灵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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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庆二十三年二月之初,正是春意盎然,草长莺飞之际,嘉庆的御案之上,却忽然多了一份请求致仕的奏疏。太保、大学士董诰,这一年已经七十有九,再无力应对朝廷政事,便即向嘉庆上表,请求辞官归田。嘉庆这一日也特意召见了董诰,最后一次和这位辅佐了他整整二十年的老臣独对详谈。
“董诰啊,这些年朕强留你做这个军机大臣,也是辛苦你了。”回想董诰二十年勤勉任事,嘉庆自然也对董诰有些不舍,对他安慰道:“其实朕几年前也想着,若是军机处之中,尚有决事稳妥不逊于你之人,朕就准你致仕,可这些年下来,朕在京官之内,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参决要事之才能够和你相比的人啊,这一转眼,你也已经老成这样了,是朕惭愧啊。”
“皇上切莫如此自责,老臣看来,托中堂、卢宫保之才决不在老臣之下,老臣致仕以后,还请皇上重用他二人。”董诰也对嘉庆答道。
“董诰,你与托津、卢荫溥二人共事也有六七年了,他二人什么情况,难道你还不知道吗?”嘉庆回想朝臣之状,却也叹道:“他二人办事之能有余,决事之周详,便有不足,总是不如你明白。但董诰啊,朕也知道你平日言事之风,你凡有建言,一概不留奏稿,只在朕面前独对,所以朕知道你敢于进言,能够参决要事,外人,尤其是那些新任言官御史,可大多都不清楚啊。朕也不瞒你,就朕这里,都收到过好几次御史上疏,说你年迈无能,要求朕提前令你致仕,你这样一生谨慎,倒是朕对不住你了。”
“皇上,臣一门两世深受皇恩,自当竭力相报,是以凡有要事,皇上咨询于臣,臣不敢有半分隐瞒。但臣之言语,是为了江山社稷安定,并非为了在群臣之间引以自炫。外人是否了解臣这些上言,便也不重要了。”董诰依然诚恳地向嘉庆回答道。
“无妨,煌煌国史,自有记录,后世史册,会给你公允之见的。”嘉庆也向董诰勉励道,只是说起用人之事,嘉庆却犹有疑虑,不觉向董诰问道:“但这决事之人,就算朕一时寻不得,总也要有一两个可用之人啊,朕清楚,天下重臣你最为清楚,不如……你再为朕推荐一些可堪宰辅之人,如何?”
“皇上,其实臣也清楚,皇上最重直省之任,凡京中要员有实干之才者,皇上往往以督抚之任予以拔擢。所以臣想着,若是督抚之中有才堪治事者,皇上自可召其归京,他们精通庶务,就算入主军机处,也自然可以事半功倍。”董诰听着嘉庆之言,却也隐隐有了另一个念头,毕竟到了这一年,嘉庆也已经五十九岁,言语之间,早年的疾言厉色也已经逐渐消散,或许嘉庆询问于己,也是在为下一代辅弼之臣做打算。
“你所言确也有道理啊,但这军机处……也罢,毕竟朝廷大事,也不一定非要经过军机处嘛。”嘉庆却也想到,军机处毕竟是掌管机要之地,需要精于部务,能够保守机密之人坐镇,但即便如此,如果给地方督抚加大学士衔,令其归京进入内阁,同样可以在内阁以备顾问,先前他便已加了云贵总督伯麟协办大学士,以后如法炮制去,却也不难。又向董诰问道:“还有,京中新晋言官御史之中,依你之见,可有得堪大用之人?”
“回皇上,如今御史之中,臣之意有二人可用,御史卓秉恬,御史陶澍,此二人上言最勤,而且每有议论,均言之有物,皇上可以对他二人继续拔擢,卓秉恬可参预部务,陶澍此人……臣看过他奏疏,知道他对民生实务,最为关切,皇上可以先以府道之任委之于他,若他果能任事,再继续提拔不迟。”董诰回答道。
“卓秉恬和陶澍……朕知道了。”嘉庆也对董诰答道。
“还有一事,臣之意,愿皇上三思。”不想董诰又补充道:“近年来,多有言官御史言辞激切,颇预旗务,依皇上之意,御史不晓旗务,便不当妄言。臣想着皇上之意本来不错,但这些御史,臣却以为本为议论朝政,以匡时弊,却并无其他心思,给事中鲍桂星、御史罗家彦,皆以言及旗务而被皇上贬谪,但他二人本是赤诚之辈,皇上是可以重新启用的,更何况,鲍桂星上言旗民之用,皇上本来……本来也是那样做得啊?”
原来董诰所言鲍桂星、罗家彦二人,都是这几年里被嘉庆贬谪的言官,鲍桂星上疏以为嘉庆应该重用汉官,罗家彦则上言请求八旗多加从事纺织之业,借以纾缓旗人困乏之状。嘉庆以为二人之言动摇国本,一度将二人贬官,但事实上,这时地方督抚,总督已是旗民各半,十五巡抚也有十二人出于民籍,旗人督抚反而逐渐成了少数,是以董诰才借实情为名,请嘉庆宽免二人之过。
“董诰……你所言也有道理。不如这样,明年,朕也会赦免一批罪臣,到时候,朕就让他们回来吧。只是……”嘉庆想着到了下一年,便是自己六十大寿,届时赦免罪行不重的犯事官员,亦或重新拔擢一批贬谪之人,也都是顺理成章之事。可想起六十大寿,嘉庆自也颇觉感怀,不禁又对董诰叹道:“不想朕亲政至今,也已经二十年了,这一晃你快八十了,朕也六十了,朕也是……也是真的舍不得你们啊。”
“皇上,切不可有此不祥之言,皇上神色尚健,自可长享天下太平。”董诰忙对嘉庆劝道。
“天下太平,天下太平啊……”只是嘉庆念着“天下太平”四字,却不知为何,总有一丝遗憾,沉默半晌,嘉庆方对董诰点头道:“董诰啊,你致仕之后,也务必安心休养,来年朕万寿盛典,朕还……还等着敬你一杯酒呢。”
“臣谢过皇上,愿皇上……平安长寿。”董诰也再次向嘉庆一连三叩,以示辞别。
看着董诰离去的身影,看着空无一人的养心殿东暖阁,嘉庆的心中竟也多了几分落寞。或许,属于自己的日子,也已经不多了……
而最后一次离开皇城之时,一向小心谨慎的董诰,也终于轻松了下来:
“哈哈,今日之后,老夫的画作,才终于能够圆满了啊……”
但董诰这时还未能想到,就在致仕之后半年,自己便因年迈之故,渐渐染病不起,最终与世长辞,谥曰文恭。嘉庆希望他参加自己六旬万寿的念想,终是未能实现。
董诰致仕之后,嘉庆也提拔了协办大学士戴均元与兵部尚书和宁担任军机大臣。然而一年之后,和宁便因年迈体衰,被嘉庆调回兵部专任部务,嘉庆又提拔了文孚进入军机处,文孚也是嘉庆所任命的最后一位军机大臣。
就在董诰致仕的同时,广州的阮元却也收到了一份讣告,阮元看了,当即悲痛不已。原来上一年冬天,定居江宁的孙星衍回到常州祭祖扫墓,然而上年江南又是寒冬天气,孙星衍祭扫之时更是奇寒彻骨。结果孙星衍方才回到江宁,便即一病不起,最终药石难愈,于嘉庆二十三年正月十二日在江宁病故,终年六十六岁。
回想自己与孙星衍相识、相交四十余年,虽说心性行事,孙星衍与阮元亦有不同之处,但孙星衍品行高洁,阮元从来钦服,以为知心好友之中,孙星衍当在三数之列。此时忽失挚友,阮元心中又如何能够平复?这一日阮元直哭了半日,在督院之内为孙星衍设了灵堂,亲为致奠。
而就在孙星衍的讣告送到广州之后两日,福建却也来了一份快报,上言福建布政使李赓芸被下属控告索贿,闽浙总督汪志伊闻讯之后,便即将李赓芸收监,可是不过数日,李赓芸竟然在狱中自尽身亡。阮元看了这份快报,也是惊叹不已,久久不愿相信快报之事为真。
“生甫兄……怎么会呢,我在浙江主政八年,赈灾安民之事,多赖生甫兄主持其间,听闻不少浙江百姓至今感怀。生甫兄为人也从来清廉,即便是我在杭州,除了公事他也绝少与我往来。怎么到了福建做了布政使,如今竟然……可话说回来,汪总制督抚各省一样有二十年了,也是直省督抚之内难得的能臣啊?难道生甫兄离了浙江,心性竟真的变了不成?可即便如此,他为何又要自寻短见呢?”
想着嘉庆九年浙江雨灾,李赓芸与自己一同设计迫使商人余亮、周华出粮赈济处州,那一计成功的关键便在于汪志伊也在苏州为自己出具了一份花押,方引得余周二人入彀。昔日同舟共济的同僚今日竟公堂相见,而李赓芸也因为莫名其妙的“贪贿”之事暴死狱中,和自己阴阳永隔。想到这里,阮元心绪更是黯淡,又担心李赓芸索贿之举为实,一时竟不敢为他增设灵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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