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百四十四章 江藩大战方东树
眼看阮常生在京城主稿办事,皆有能名,想来逐步升迁应该不难,虽说阮常生出身恩荫,功名与进士相比略有不足,但有清一朝,以恩荫入仕显名,终至疆臣枢辅之人亦多有实例,所以阮元对这个长子还是颇为放心。而这时的广州,阮元却也遇到了另一个难题。方东树经过数月准备,这日在督院幕中,正式开始了他对江藩的挑战。
“江郑堂,你且与我说清楚,你这《宋学渊源记》,是不是你有意贬抑宋学之言?”方东树率先发言道:“你这书中所载宋学诸人,就算在我等研习宋学同好之中,大多也是声名不着,国朝精于宋学的前辈,如李文贞公、熊文端公、汤文正公,俱有宋学着作流传,可你这书中,为何对他三人竟不予列传?”方东树所言三人,乃是清初康熙朝理学名家李光地、熊赐履和汤斌,三人各有专着,又是清初身居高位之重臣,是以方东树率先以其三人之事发问。
“植之,你且看我这汉学一书与宋学一书,其间所录之人,身份大体相同,不都是官位不足,潜心治学之人吗?你所言李文贞公、汤文正公诸人,本身在国朝便已经位列卿相,他们自然会有国史为之作传,又何须我多此一举呢?难道国史对他三人的评价,不比我这一册私史更加公允吗?所以植之,你以此三公之事诘难于我,有何意义啊?”江藩对此早有准备,当即向方东树反驳道。
“那我再问你,我同郡望溪先生,他为官仅至侍郎,以后国朝未必便有国史作传,海峰先生仅为副榜,惜抱先生只做过司官,他三人并非你所言卿相,正需要国朝精研宋学之人为之成传,可你这一书之中,对他三人又是全无一语。你书中钱大昕任官已至四品,高于惜抱先生,钱大昕尚有列传,为何惜抱先生之传,你竟全然不屑一顾?!”方东树依然不屈不挠,继续向江藩质问道。
“厚民先生,这方先生所言之人,我……我怎么都没听说过啊?之前听各位先生讲论经学,也没有人提及他所言之人啊?”二人辩论之际,台下也已是议论纷纷,萧令裕听着方东树所言之人,竟似全然与己无干,便向一旁的严杰问道。
“这……其实我初次见到植之的时候,也是这种感觉。他名气在江南确实不小,可是和我们却从来没有干系。如今想来,这当是汉学与宋学之别了。”严杰也只得向萧令裕解释道:“乾隆之中,松崖先生,东原先生昌明汉学,有了后日所谓‘吴派’、‘皖派’之分,阮宫保与皖派中的次仲先生是旧友,和扬州早年的前辈汪容甫先生是同学,所以学行近于皖派。当然了,宫保与京中伯申先生,多有推陈出新之举,所以也有人说,宫保乃是‘扬派’之首。郑堂先生和渊如先生,学问则近于吴派。总之无论吴派、皖派还是扬派,都认为通经之道,在于训诂,由训诂入经典,方能求圣贤本意,这就是所谓‘汉学’了。”
“但你也应该清楚,国朝所标榜之学,其实一直并非汉学,乃是程朱之学啊?而国朝自李文贞、汤文正以下,也同样有许多人坚守宋学之道,植之方才说的望溪先生名为方苞,海峰先生名为刘大櫆,惜抱先生就是植之恩师,姚鼐姚先生了。正因为他们治学之法与我们全然不同,所以即便我先前已闻其名,却依然觉得……有些陌生。他们几个都是宋学后进,多有着述不说,于文论之上,与宫保、郑堂先生亦有不同,他们行文之道,仍是以散文为本,外人称之为‘桐城派’。但宫保近日之文却言及,六朝骈文沉思翰藻,韵律悠长,实为真正的‘文’,而八家散文,多平直无韵,便只可称之为‘笔’。你看,这文笔之辨,汉宋之别,可是个难题啊?我不担心植之与郑堂辩论,却只担心,植之他一旦气盛,竟连宫保的面子都不顾了啊?”
“也就是说……宫保与植之先生,治学行文之道,是完全相反的不成?”萧令裕不禁向严杰问道。
“也不能说完全相反,但是基础不同。宫保散文之作一样不少,哪一篇写得差了?宫保治经之语,一样多有义理之辨,这不是宋学之所长吗?只是宫保一向认为,文笔有高下,训诂义理有先后,而方植之所认定的高下先后,和宫保不一样啊。”严杰一边解释着,一边也不禁忧心道:“只是植之这个脾气,你现在让他怎么和宫保讲理呢?”
只听得这时江藩继续向方东树辩道:“植之,你所言望溪先生,多有治国论世之言,国史怎能没有列传?至于你所言刘海峰、姚惜抱,他们书作我没见过,妄自定论,岂不是主观臆断啊?”
“妄自定论?借口,你这些都是借口!”方东树听着江藩之语,当即向他反驳道:“你汉学之书成书八卷,自亭林梨洲而至江永钱大昕,俱有论述,你那时候不担心主观臆断,到了宋学这里,开始说什么主观臆断?你就是瞧不起我等宋学前辈,是以有意贬抑我桐城先贤,究其根本,你这是在亵渎先圣,你是想毁灭濂洛关闽以来,千载复振之圣道!”
“方植之,所谓圣道本在孔孟,与濂洛关闽之学何干?若是两宋没有濂洛关闽之言,而是直接承继亭林、梨洲、松崖、东原各位前辈,儒学只会比今日更加昌盛!”江藩素来瞧不起宋学诸家,便当即反驳道:“濂洛关闽,徒言性理之学,可究其根本,这性字与理字,他五人竟是全然不知其本意。最终以儒入释,颠倒儒家先贤原意,终致圣学沦为空言,束书不读者往往大行其是,你所言如此颠倒之圣道,纵使兴盛,又有何益?!”
“一派胡言,濂洛关闽性理之言,乃是万世不易之至论!却如何到了你口中,竟成了颠倒先贤之意了?”方东树素来景仰宋学前贤,这时听江藩言语处处针对,当即向他斥道。
“植之啊,这件事若是多能研读古籍,辨别源流,你应该看得清楚啊?”方东树却没有想到,这时竟是阮元主动开口,为江藩解释道:“就以这‘性’之一字而言,秦汉古籍言性者甚多,总而言之,当是‘血气心智’四个字。可佛典之中,却另有一物,概括而言,此物成于人未生之初,虚灵圆净,光明寂照,人受之以生,若为嗜欲所昏,则需静身养心,方可见其本来面目。彼时初译佛典,晋宋姚秦之人不知如何翻译此物,方才借用了古籍中的‘性’字代指此事。如此可见,儒家之性,与佛家之性截然不同,儒家之性,乃是人生后所具,不在人出生之前,自然也不需要再去见什么本来面目。佛家言性,则曰虚灵寂照之语,必静身养心方可求得,进而论之,便是天理人欲之辨。由此可见,程朱宋学言性,其实是将佛家之性错当成了儒家之性,既然如此,那我等汉学之人,将儒家之性回归本源,不是正好彰显了‘性’之一字的本意吗?是以于性字而言,但言节性便可,却并非绝欲啊?”
“宫保所言甚是,这性字之辨,宫保已有定论,而这‘理’字之别,东原先生也早有论述。”江藩也继续向方东树道:“东原先生言理,曰本系腠理、文理之言,本出于事物之别。能分辨事物之别,看清事务本质,方才可谓知理,濂洛关闽之学,却将求理之法颠倒过来,认为天理本在心中,那试问人所听声音,是声音本在心中,人随后听闻方才发觉,还是人心中本无声音,唯系听闻方有所得呢?若是声音、气味一概皆系后天所得,那为何天理偏偏是颠倒的,竟而先存于人心之中啊?”
“哼,戴震一派胡言,肆意贬斥先贤,湮灭圣道,他罪不容诛!在我看来,似戴震这般颠倒是非之人,比起那亡国奸佞,更加可恨十倍!”不想方东树听了江藩转引戴震之语,竟是勃然大怒,当即向江藩骂道:“戴震天性愚蠢,不能观天理之流传,只知道拿着古书照本宣科,所以才会将天理之语,一律视为庸俗,竟与那猪狗之凑理,豺狼之纹理相提并论。这肌肉之有腠理,豺狼虎豹之有纹理,本就是天理之所在,又何需他戴震再来多言?这天理本就与那纹理腠理有高下之别,怎么可以一概而论?你等受戴震愚昧之言,甘视天理为庸下,此人之论,流毒深远啊!”
“一派胡言,你竟敢污蔑东原先生!”阮元幕中之人,大多皆是研习汉学出身,视戴震为前贤,这时听得方东树言语对戴震颇为不敬,已有几个性情急躁之人,当即出言相斥。
“植之,你这样说就过分了啊?”阮元少年时也曾和戴震有过一面之缘,后来更是在汪中、钱大昕、凌廷堪诸前辈引领之下,集汉学之大成,甚至这时已经有人将阮元、王引之等人视为全新的“扬州学派”,视阮元为新派之首。是以阮元听着方东树言语不逊,也当即反驳他道:“东原先生言理之语,具载于其《孟子字义疏证》之内,凡有议论,无不是引经据典,让人信服。那植之,你的理论依据又在哪里?你所谓天理之理,远在纹理腠理之上,你总要有个依据,大家才会相信你所言为真啊?”
“天理之道,本就是超然人上,人不可见之物,需得格物致知,方能通明天理。戴震不言格物,唯求训诂,非要将这不可见之物与可见之物等而言之,这怎么不是落了下乘?”方东树犹自不服道。
“植之,这不可见之物,虚无缥缈,又怎能如可见之物一般清楚明白呢?我等格物也好,治学也好,总要把可见之物弄明白,才能够言及不可见之物啊?否则你我各执一词,你说你所言是天理,我说我之言是天理,这上天也没办法给我们做个公断,说清楚你我究竟谁才是真正明白天理之人啊?所以我倒是认为,你言及天理也好,人性也好,总要有个依据,大家才看得清楚啊?”阮元听着方东树之语与自己所知截然相反,不觉间竟也和他辩论了起来。
“阮总制,我明白了,我全明白了。”不想方东树看到阮元不仅没有居中调解二人,反而主动相助江藩,竟是露出了一丝冷笑,转而向阮元道:“我终于明白他江藩一个连举人功名都没有的儒生,究竟是谁给他了这般勇气,竟而非圣无法,诋毁程朱前贤!是你啊,就是你纵容这些纷乱圣道之人,在此猖獗如斯!阮总制,我来你幕中为客,原也是想着你作《儒林传稿》之时,能持汉宋之平,我想着你应当可以包容宋学,使宋学进一步发扬光大,如今看来,你袒汉抑宋,简直心口不一!若是你继续这般纵容汉学之辈诋毁程朱,只怕日后这天下士人,将尽数为你所误!”
“植之,你这番话就过分了吧?”阮元听着方东树贬斥自己,心中自也有些恼怒,便向他道:“我学行之要,本于汉学,但我亦知宋学多有可取之处,是以我以汉学为本,进而兼容宋学。我自觉一生行止,便是如此,却为何到了你这里,我就成了贬抑宋学之人啊?若是你觉得我有些涉及宋学之语与你不同,这难道不是常见之事吗?汉宋之学本就有些议题截然相反,难道这些截然相反之处,我还要依从宋学之论,你才能满意吗?”
“你说你兼容宋学,那你自己出去看看广州书肆,为什么我连一套《朱子大全》都见不到,而随便一处书摊之上,都在向我推荐你等汉学之人尊崇的那部《说文解字》?!你等汉学之人那等猥鄙心思,我还看不出来吗?你们说是什么实事求是,反躬于圣道,实际上就是对我濂洛关闽诸位先贤心怀不满,想要污蔑列位先贤,然后取而代之!”方东树眼看阮元似乎已经被自己激怒,却丝毫不知退缩,反而更进一步,向阮元挑战道:“也罢,我知道,这江藩狂悖之语,皆有你在他身后背书,那我与他辩论也没什么用了。我只向总制挑战一次,阮总制,你可有闲暇之时,愿意与我方某择地一较高下?我方某会让总制知道,汉学宋学,何为正道,何为歧途!”
“好啊,既然你愿意与我相辩,那我也不客气了,你且自回去再准备一番,若是你以为自己准备充分了,只管过来找我。我也不用总督身份,只作为一届经生与你相辩,如何?”阮元对汉学一直坚信不疑,这时听得方东树百般折辱于汉学中人,自然不愿就此善罢甘休,心中激动之下,竟同意了方东树的挑战之语。
阮元幕中众人眼见方东树身为阮元幕僚,竟然以客犯主,直接挑战阮元,而阮元却也宽和,对方东树并无贬斥之语,还接受了挑战,一时也是议论纷纷。多数幕僚认为,方东树此举乃是蚍蜉撼树,最后只会白费力气。
但也有严杰等一二久经论辩之人,一时间忧心不已,担心二人的论辩竟会不可收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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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江郑堂,你且与我说清楚,你这《宋学渊源记》,是不是你有意贬抑宋学之言?”方东树率先发言道:“你这书中所载宋学诸人,就算在我等研习宋学同好之中,大多也是声名不着,国朝精于宋学的前辈,如李文贞公、熊文端公、汤文正公,俱有宋学着作流传,可你这书中,为何对他三人竟不予列传?”方东树所言三人,乃是清初康熙朝理学名家李光地、熊赐履和汤斌,三人各有专着,又是清初身居高位之重臣,是以方东树率先以其三人之事发问。
“植之,你且看我这汉学一书与宋学一书,其间所录之人,身份大体相同,不都是官位不足,潜心治学之人吗?你所言李文贞公、汤文正公诸人,本身在国朝便已经位列卿相,他们自然会有国史为之作传,又何须我多此一举呢?难道国史对他三人的评价,不比我这一册私史更加公允吗?所以植之,你以此三公之事诘难于我,有何意义啊?”江藩对此早有准备,当即向方东树反驳道。
“那我再问你,我同郡望溪先生,他为官仅至侍郎,以后国朝未必便有国史作传,海峰先生仅为副榜,惜抱先生只做过司官,他三人并非你所言卿相,正需要国朝精研宋学之人为之成传,可你这一书之中,对他三人又是全无一语。你书中钱大昕任官已至四品,高于惜抱先生,钱大昕尚有列传,为何惜抱先生之传,你竟全然不屑一顾?!”方东树依然不屈不挠,继续向江藩质问道。
“厚民先生,这方先生所言之人,我……我怎么都没听说过啊?之前听各位先生讲论经学,也没有人提及他所言之人啊?”二人辩论之际,台下也已是议论纷纷,萧令裕听着方东树所言之人,竟似全然与己无干,便向一旁的严杰问道。
“这……其实我初次见到植之的时候,也是这种感觉。他名气在江南确实不小,可是和我们却从来没有干系。如今想来,这当是汉学与宋学之别了。”严杰也只得向萧令裕解释道:“乾隆之中,松崖先生,东原先生昌明汉学,有了后日所谓‘吴派’、‘皖派’之分,阮宫保与皖派中的次仲先生是旧友,和扬州早年的前辈汪容甫先生是同学,所以学行近于皖派。当然了,宫保与京中伯申先生,多有推陈出新之举,所以也有人说,宫保乃是‘扬派’之首。郑堂先生和渊如先生,学问则近于吴派。总之无论吴派、皖派还是扬派,都认为通经之道,在于训诂,由训诂入经典,方能求圣贤本意,这就是所谓‘汉学’了。”
“但你也应该清楚,国朝所标榜之学,其实一直并非汉学,乃是程朱之学啊?而国朝自李文贞、汤文正以下,也同样有许多人坚守宋学之道,植之方才说的望溪先生名为方苞,海峰先生名为刘大櫆,惜抱先生就是植之恩师,姚鼐姚先生了。正因为他们治学之法与我们全然不同,所以即便我先前已闻其名,却依然觉得……有些陌生。他们几个都是宋学后进,多有着述不说,于文论之上,与宫保、郑堂先生亦有不同,他们行文之道,仍是以散文为本,外人称之为‘桐城派’。但宫保近日之文却言及,六朝骈文沉思翰藻,韵律悠长,实为真正的‘文’,而八家散文,多平直无韵,便只可称之为‘笔’。你看,这文笔之辨,汉宋之别,可是个难题啊?我不担心植之与郑堂辩论,却只担心,植之他一旦气盛,竟连宫保的面子都不顾了啊?”
“也就是说……宫保与植之先生,治学行文之道,是完全相反的不成?”萧令裕不禁向严杰问道。
“也不能说完全相反,但是基础不同。宫保散文之作一样不少,哪一篇写得差了?宫保治经之语,一样多有义理之辨,这不是宋学之所长吗?只是宫保一向认为,文笔有高下,训诂义理有先后,而方植之所认定的高下先后,和宫保不一样啊。”严杰一边解释着,一边也不禁忧心道:“只是植之这个脾气,你现在让他怎么和宫保讲理呢?”
只听得这时江藩继续向方东树辩道:“植之,你所言望溪先生,多有治国论世之言,国史怎能没有列传?至于你所言刘海峰、姚惜抱,他们书作我没见过,妄自定论,岂不是主观臆断啊?”
“妄自定论?借口,你这些都是借口!”方东树听着江藩之语,当即向他反驳道:“你汉学之书成书八卷,自亭林梨洲而至江永钱大昕,俱有论述,你那时候不担心主观臆断,到了宋学这里,开始说什么主观臆断?你就是瞧不起我等宋学前辈,是以有意贬抑我桐城先贤,究其根本,你这是在亵渎先圣,你是想毁灭濂洛关闽以来,千载复振之圣道!”
“方植之,所谓圣道本在孔孟,与濂洛关闽之学何干?若是两宋没有濂洛关闽之言,而是直接承继亭林、梨洲、松崖、东原各位前辈,儒学只会比今日更加昌盛!”江藩素来瞧不起宋学诸家,便当即反驳道:“濂洛关闽,徒言性理之学,可究其根本,这性字与理字,他五人竟是全然不知其本意。最终以儒入释,颠倒儒家先贤原意,终致圣学沦为空言,束书不读者往往大行其是,你所言如此颠倒之圣道,纵使兴盛,又有何益?!”
“一派胡言,濂洛关闽性理之言,乃是万世不易之至论!却如何到了你口中,竟成了颠倒先贤之意了?”方东树素来景仰宋学前贤,这时听江藩言语处处针对,当即向他斥道。
“植之啊,这件事若是多能研读古籍,辨别源流,你应该看得清楚啊?”方东树却没有想到,这时竟是阮元主动开口,为江藩解释道:“就以这‘性’之一字而言,秦汉古籍言性者甚多,总而言之,当是‘血气心智’四个字。可佛典之中,却另有一物,概括而言,此物成于人未生之初,虚灵圆净,光明寂照,人受之以生,若为嗜欲所昏,则需静身养心,方可见其本来面目。彼时初译佛典,晋宋姚秦之人不知如何翻译此物,方才借用了古籍中的‘性’字代指此事。如此可见,儒家之性,与佛家之性截然不同,儒家之性,乃是人生后所具,不在人出生之前,自然也不需要再去见什么本来面目。佛家言性,则曰虚灵寂照之语,必静身养心方可求得,进而论之,便是天理人欲之辨。由此可见,程朱宋学言性,其实是将佛家之性错当成了儒家之性,既然如此,那我等汉学之人,将儒家之性回归本源,不是正好彰显了‘性’之一字的本意吗?是以于性字而言,但言节性便可,却并非绝欲啊?”
“宫保所言甚是,这性字之辨,宫保已有定论,而这‘理’字之别,东原先生也早有论述。”江藩也继续向方东树道:“东原先生言理,曰本系腠理、文理之言,本出于事物之别。能分辨事物之别,看清事务本质,方才可谓知理,濂洛关闽之学,却将求理之法颠倒过来,认为天理本在心中,那试问人所听声音,是声音本在心中,人随后听闻方才发觉,还是人心中本无声音,唯系听闻方有所得呢?若是声音、气味一概皆系后天所得,那为何天理偏偏是颠倒的,竟而先存于人心之中啊?”
“哼,戴震一派胡言,肆意贬斥先贤,湮灭圣道,他罪不容诛!在我看来,似戴震这般颠倒是非之人,比起那亡国奸佞,更加可恨十倍!”不想方东树听了江藩转引戴震之语,竟是勃然大怒,当即向江藩骂道:“戴震天性愚蠢,不能观天理之流传,只知道拿着古书照本宣科,所以才会将天理之语,一律视为庸俗,竟与那猪狗之凑理,豺狼之纹理相提并论。这肌肉之有腠理,豺狼虎豹之有纹理,本就是天理之所在,又何需他戴震再来多言?这天理本就与那纹理腠理有高下之别,怎么可以一概而论?你等受戴震愚昧之言,甘视天理为庸下,此人之论,流毒深远啊!”
“一派胡言,你竟敢污蔑东原先生!”阮元幕中之人,大多皆是研习汉学出身,视戴震为前贤,这时听得方东树言语对戴震颇为不敬,已有几个性情急躁之人,当即出言相斥。
“植之,你这样说就过分了啊?”阮元少年时也曾和戴震有过一面之缘,后来更是在汪中、钱大昕、凌廷堪诸前辈引领之下,集汉学之大成,甚至这时已经有人将阮元、王引之等人视为全新的“扬州学派”,视阮元为新派之首。是以阮元听着方东树言语不逊,也当即反驳他道:“东原先生言理之语,具载于其《孟子字义疏证》之内,凡有议论,无不是引经据典,让人信服。那植之,你的理论依据又在哪里?你所谓天理之理,远在纹理腠理之上,你总要有个依据,大家才会相信你所言为真啊?”
“天理之道,本就是超然人上,人不可见之物,需得格物致知,方能通明天理。戴震不言格物,唯求训诂,非要将这不可见之物与可见之物等而言之,这怎么不是落了下乘?”方东树犹自不服道。
“植之,这不可见之物,虚无缥缈,又怎能如可见之物一般清楚明白呢?我等格物也好,治学也好,总要把可见之物弄明白,才能够言及不可见之物啊?否则你我各执一词,你说你所言是天理,我说我之言是天理,这上天也没办法给我们做个公断,说清楚你我究竟谁才是真正明白天理之人啊?所以我倒是认为,你言及天理也好,人性也好,总要有个依据,大家才看得清楚啊?”阮元听着方东树之语与自己所知截然相反,不觉间竟也和他辩论了起来。
“阮总制,我明白了,我全明白了。”不想方东树看到阮元不仅没有居中调解二人,反而主动相助江藩,竟是露出了一丝冷笑,转而向阮元道:“我终于明白他江藩一个连举人功名都没有的儒生,究竟是谁给他了这般勇气,竟而非圣无法,诋毁程朱前贤!是你啊,就是你纵容这些纷乱圣道之人,在此猖獗如斯!阮总制,我来你幕中为客,原也是想着你作《儒林传稿》之时,能持汉宋之平,我想着你应当可以包容宋学,使宋学进一步发扬光大,如今看来,你袒汉抑宋,简直心口不一!若是你继续这般纵容汉学之辈诋毁程朱,只怕日后这天下士人,将尽数为你所误!”
“植之,你这番话就过分了吧?”阮元听着方东树贬斥自己,心中自也有些恼怒,便向他道:“我学行之要,本于汉学,但我亦知宋学多有可取之处,是以我以汉学为本,进而兼容宋学。我自觉一生行止,便是如此,却为何到了你这里,我就成了贬抑宋学之人啊?若是你觉得我有些涉及宋学之语与你不同,这难道不是常见之事吗?汉宋之学本就有些议题截然相反,难道这些截然相反之处,我还要依从宋学之论,你才能满意吗?”
“你说你兼容宋学,那你自己出去看看广州书肆,为什么我连一套《朱子大全》都见不到,而随便一处书摊之上,都在向我推荐你等汉学之人尊崇的那部《说文解字》?!你等汉学之人那等猥鄙心思,我还看不出来吗?你们说是什么实事求是,反躬于圣道,实际上就是对我濂洛关闽诸位先贤心怀不满,想要污蔑列位先贤,然后取而代之!”方东树眼看阮元似乎已经被自己激怒,却丝毫不知退缩,反而更进一步,向阮元挑战道:“也罢,我知道,这江藩狂悖之语,皆有你在他身后背书,那我与他辩论也没什么用了。我只向总制挑战一次,阮总制,你可有闲暇之时,愿意与我方某择地一较高下?我方某会让总制知道,汉学宋学,何为正道,何为歧途!”
“好啊,既然你愿意与我相辩,那我也不客气了,你且自回去再准备一番,若是你以为自己准备充分了,只管过来找我。我也不用总督身份,只作为一届经生与你相辩,如何?”阮元对汉学一直坚信不疑,这时听得方东树百般折辱于汉学中人,自然不愿就此善罢甘休,心中激动之下,竟同意了方东树的挑战之语。
阮元幕中众人眼见方东树身为阮元幕僚,竟然以客犯主,直接挑战阮元,而阮元却也宽和,对方东树并无贬斥之语,还接受了挑战,一时也是议论纷纷。多数幕僚认为,方东树此举乃是蚍蜉撼树,最后只会白费力气。
但也有严杰等一二久经论辩之人,一时间忧心不已,担心二人的论辩竟会不可收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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