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百一十四章 阮曹之争(二)
“曹太傅,国朝科试,四书主程朱章句,可并非凡事皆要唯程朱之念是从的意思。先前科试,考生讲论经术,多有兼采国朝松崖、东原诸前辈之意者,也往往可以得到取录。我初迎乡试,座师文正公便以慎修先生《乡党图考》为本,凡‘过位’之语能得慎修先生之意者,悉予取录,为何曹太傅主持会试,竟要对程朱之意如此苛刻呢?”阮元自然不会认同曹振镛唯主程朱的观点,便即以自己实际遭遇为例,向曹振镛反驳道。
“阮中堂,要不咱们再看这一句吧。”曹振镛却也没有直接与阮元辩驳,而是打开了第二场的一张试卷,向阮元问道:“你且看这一句‘满盛不仕,故非谓管仲之器小’,此人之言,与《论语》之意大有不合,《论语》言及:管仲之器小哉,此人却反其道而行之,偏偏要说管仲并非器小之人。举子应考,《四书》自当倒背如流,可他偏偏在这定论之上胡言乱语,这不是荒诞,又是什么呢?”
“曹太傅,若是只看《论语》之人,自然可以说管仲器小乃是至论。可如今博学之人,天下间并不少,读书人也应该知道,管仲自己便即留下一部著作,即是《管子》啊?”阮元对于这个问题自然也不陌生,便即引经据典,向曹振镛驳道:“读书人往往认为,管仲骄奢,是以器小。却鲜有人知,骄矜自满,本就是管仲生前之大忌!《管子.枢言》有云:‘釜鼓满则人概之,人满则天概之’,《重令》云:‘地大国富,人众兵强,然而与危亡为邻矣。’《白心》云:‘满盛之国,不可以仕任’,《枢言》又云:‘人之失也,以其所长’,此数语俱可言明,骄矜自满之害,管仲实非不知,可管仲犹有奢侈之举,这便是为了让外人清楚,齐国尚有不足之处。若是管仲严守操行,其人完美无瑕,那外人言及管仲,言及齐国,就只会留下盛赞之语,却无忧虑之念。若是管仲和齐国,都再无一人言及其弊病,那其人其国,才是衰亡无日!管仲骄奢,正是为了让世人有所进取,后人不读《管子》,故而误解了管仲,可如今国朝经学昌明,难道我们还要囿守旧论,苛求管仲不成?”
“阮中堂,您果然是博学之人啊,老夫方才就想着,此人言及管仲并非器小,定有其用意,如今听中堂之言,才清楚此人有何依据啊。”不想阮元所言,竟皆在曹振镛意料之中,而曹振镛听着阮元之言,也继续向他问道:“可是阮中堂,您觉得这公平吗?《管子》也好,戴震也罢,还有中堂最开始说的《文献通考》和《二十四史》,能读这些书,那确是学识渊博之人,可如今天下各省,文教高下全然不同,这个中堂在云南做官,应该清楚啊?我看这卷子位置,也知道多半是江南考生,江南有的是藏书人家,可陕甘呢?云贵呢?这些省份哪有那么多藏书,读书人又有什么条件,能把这些书都通读一遍呢?若是按中堂所言,真的让此人中式,此人于同侪之间,必然盛气凌人,卖弄学问,而究其根本,不过是此人生在锦绣繁华之地罢了,那其他同科进士,却要作何感想?不说别的,这《论语》之言,对于天下大半学子而言都是万世不易之至论,其他人因为奉行圣人之言,方才取了进士,此人言语看似有理有据,却全然否定了《论语》之言,若是这件事被其他考生知道了,他们会怎么想?凭什么这样一个立论与他们截然相反之人,一样可以取进士,和他们一起做官啊?中堂取录此人,难道是为了告诉世人,苦读《论语》,终究无用吗?”
“那曹太傅就不怕,你将此人黜落,竟而失了一个人才吗?”阮元也当即反问道。
“人才?阮中堂所言,竟是什么样的人才啊?”曹振镛又打开了那人第三场的试卷,指着其中一处应答文句向阮元问道:“阮中堂再看这一句,我记得这一句问的乃是《左传》是否为左丘明所撰,你看是也不是?”
“不错,但此人之言我方才看过,依他所言,左丘明确是撰写《左传》之人,有何不妥啊?”阮元也反问曹振镛道。
“自然没什么不妥。”曹振镛也向阮元道:“可此人仅仅这一个条目,前后所答,竟有四行之多!按一般的策论应答之法,一个问题只需回答一两句,最多一行,已经多有冗余,此人一个问题就回答了四行,这不是繁琐又是什么?他应试言语便如此繁琐,日后为官,自不免迟延拖沓,朝廷取录这样的人做进士,又有何益呢?”
“曹太傅,您评价‘冗余’和‘繁琐’的标准,就是文字多寡吗?”阮元自然不会认同曹振镛之念,也当即驳斥道:“当今读书人有所立论,讲究的乃是言必有据,依据越多,其言语也自然愈加可靠,依据不足,又何以证明其言为真呢?比如刑案,证据从来是越多越好,只有充足的证据,才能让官员断案之时准确地定罪量刑!此人言语虽多,但论据充足,自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而至《太平御览》所载桓谭《新论》,一一毕见。这不是更容易证明,左丘明就是撰写《左传》之人吗?”
“阮中堂,朝廷取录进士,是为了让进士进入翰林六部,亦或外放州县,去办事的。若是每个人都像他一样为了什么言而有据,写一篇文章都这般繁琐,那朝廷要他办的事,他何时才能办成啊?”曹振镛又指着另外一句,向阮元问道:“还有这一句,这句原本只是让考生列举一二前朝保甲之事,可他为何要在后面多写了一大段,说什么台湾本应设兵以守,兵力不足,自当重用保甲,保甲之设,足使海不扬波呢?这张卷子,问到他台湾驻兵之事了吗?”
“曹太傅,此人先前文句,已将前朝保甲之事言明,即便多出这几句,又有何不可呢?”阮元眼看俞正燮虽然多出数句,却并未答错原题,心中自然放心,道:“更何况此人之言并非空言,此处亦多有实据可以作证,台湾设兵以守,此言出于施琅《靖海记》,台湾入版图,而海不扬波,此亦《台湾府志》之语,并非他一人之妄言。更何况台湾之南,荷兰久居噶啰巴(即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),又曾夺台湾而居,此为外患,去年张丙陈办之乱,前后三月方得平定,官兵调度,往往因之于福建内地,此为内忧,台湾有此内忧外患,故保甲之语,先及台湾,我以为并无不妥。”
“阮中堂,朝廷取录进士,是要让进士为朝廷效力,可不是为了让进士自作主张,卖弄学问的。”曹振镛又向阮元道:“阮中堂不妨再想一想,此人若真是取了进士,入翰林拟定诏旨,亦或进入六部主稿,他言语如此繁琐,所拟诏旨,所书公文,有几个人能看得下去?朝廷拟定诰敕,六部缮写奏本,若是都像他一样自作主张,想到什么就写什么,那这些奏本诰敕,是皇上、六部大臣的意思,还是他自己的意思呢?朝廷给他缮写文稿,草拟诏书的机会,是让他卖弄自己才学,借朝廷之力谋求私誉的吗?”
“曹太傅,朝廷取录进士,是要储备天下人才,使天下有才之士,皆能为朝廷所用,若是天下人才皆在朝廷,朝廷办事,才能无往而不利!”论及科举本身的目的,阮元之念却与曹振镛相反:“如今是守成之世,说一句天下太平并不为过。可是天下大势,从来便是运会平陂相乘,非常之变,往往当承平既久,萌蘖蠢兆于其间。按照曹太傅的想法,朝廷取录进士,就只是为了让进士在翰林六部办事,至于进士才学多寡,一概不问,那久而久之,朝廷之人,必将尽数成为拘守绳墨之辈,万一天下有变,就会出现驭之无术,措置张皇的结果,到时候距离乱世也就不远了!可若是进士能够尽得天下人才,一旦有变,往往便会有才学兼备之人,可以防患于未然,即便大患已成,他们依然可以挽狂澜于既倒。那什么人最有可能是乡野间的人才呢?自然便是学识、见识俱皆丰富之人!昔日东坡先生应举,其策问之言多由自撰,欧阳永叔仍然以为其人才华横溢,惜其才而取之。试想若是东坡先生竟因言辞乖张,竟而不得取录,那东坡先生许多绝佳诗文,岂不是便要湮没无闻了?”
“阮中堂既然说到东坡先生,那老夫倒是想问一句,东坡先生为官一世,是‘防患于未然’了呢,还是曾经‘挽狂澜于既倒’呢?都不是啊?东坡先生一生为官坎坷,少年时有宰相之望,后来却只能流连州郡,为一守令之才,花甲之年,尚遭贬黜,身返中原,便已是幸事。阮中堂举东坡先生的例子,是想着告诉后世进士,做官就不要担心播迁贬谪,只管想怎么做,就怎么做,是吗?阮中堂,您少年早达,督抚天下三十年,如今登临宰执之位,东坡先生与您相比又算什么呢?您今年也七十了,东坡先生像您这个年纪,那早就不在人世了,您一生顺遂,看东坡诗文,也只见其乐观旷达之语,却不能深究,那般言语之后,竟一句句都是数不清的苦楚啊?早知如此,欧阳文忠公当年取录进士的时候,就应该早早将其黜落,断了他入仕之念,东坡先生做个平民百姓,都要比这样的一生太平啊?所以阮中堂,您如今也想着看这些后辈学子,一个个重蹈覆辙,是吗?”曹振镛却如此向阮元反问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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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阮中堂,要不咱们再看这一句吧。”曹振镛却也没有直接与阮元辩驳,而是打开了第二场的一张试卷,向阮元问道:“你且看这一句‘满盛不仕,故非谓管仲之器小’,此人之言,与《论语》之意大有不合,《论语》言及:管仲之器小哉,此人却反其道而行之,偏偏要说管仲并非器小之人。举子应考,《四书》自当倒背如流,可他偏偏在这定论之上胡言乱语,这不是荒诞,又是什么呢?”
“曹太傅,若是只看《论语》之人,自然可以说管仲器小乃是至论。可如今博学之人,天下间并不少,读书人也应该知道,管仲自己便即留下一部著作,即是《管子》啊?”阮元对于这个问题自然也不陌生,便即引经据典,向曹振镛驳道:“读书人往往认为,管仲骄奢,是以器小。却鲜有人知,骄矜自满,本就是管仲生前之大忌!《管子.枢言》有云:‘釜鼓满则人概之,人满则天概之’,《重令》云:‘地大国富,人众兵强,然而与危亡为邻矣。’《白心》云:‘满盛之国,不可以仕任’,《枢言》又云:‘人之失也,以其所长’,此数语俱可言明,骄矜自满之害,管仲实非不知,可管仲犹有奢侈之举,这便是为了让外人清楚,齐国尚有不足之处。若是管仲严守操行,其人完美无瑕,那外人言及管仲,言及齐国,就只会留下盛赞之语,却无忧虑之念。若是管仲和齐国,都再无一人言及其弊病,那其人其国,才是衰亡无日!管仲骄奢,正是为了让世人有所进取,后人不读《管子》,故而误解了管仲,可如今国朝经学昌明,难道我们还要囿守旧论,苛求管仲不成?”
“阮中堂,您果然是博学之人啊,老夫方才就想着,此人言及管仲并非器小,定有其用意,如今听中堂之言,才清楚此人有何依据啊。”不想阮元所言,竟皆在曹振镛意料之中,而曹振镛听着阮元之言,也继续向他问道:“可是阮中堂,您觉得这公平吗?《管子》也好,戴震也罢,还有中堂最开始说的《文献通考》和《二十四史》,能读这些书,那确是学识渊博之人,可如今天下各省,文教高下全然不同,这个中堂在云南做官,应该清楚啊?我看这卷子位置,也知道多半是江南考生,江南有的是藏书人家,可陕甘呢?云贵呢?这些省份哪有那么多藏书,读书人又有什么条件,能把这些书都通读一遍呢?若是按中堂所言,真的让此人中式,此人于同侪之间,必然盛气凌人,卖弄学问,而究其根本,不过是此人生在锦绣繁华之地罢了,那其他同科进士,却要作何感想?不说别的,这《论语》之言,对于天下大半学子而言都是万世不易之至论,其他人因为奉行圣人之言,方才取了进士,此人言语看似有理有据,却全然否定了《论语》之言,若是这件事被其他考生知道了,他们会怎么想?凭什么这样一个立论与他们截然相反之人,一样可以取进士,和他们一起做官啊?中堂取录此人,难道是为了告诉世人,苦读《论语》,终究无用吗?”
“那曹太傅就不怕,你将此人黜落,竟而失了一个人才吗?”阮元也当即反问道。
“人才?阮中堂所言,竟是什么样的人才啊?”曹振镛又打开了那人第三场的试卷,指着其中一处应答文句向阮元问道:“阮中堂再看这一句,我记得这一句问的乃是《左传》是否为左丘明所撰,你看是也不是?”
“不错,但此人之言我方才看过,依他所言,左丘明确是撰写《左传》之人,有何不妥啊?”阮元也反问曹振镛道。
“自然没什么不妥。”曹振镛也向阮元道:“可此人仅仅这一个条目,前后所答,竟有四行之多!按一般的策论应答之法,一个问题只需回答一两句,最多一行,已经多有冗余,此人一个问题就回答了四行,这不是繁琐又是什么?他应试言语便如此繁琐,日后为官,自不免迟延拖沓,朝廷取录这样的人做进士,又有何益呢?”
“曹太傅,您评价‘冗余’和‘繁琐’的标准,就是文字多寡吗?”阮元自然不会认同曹振镛之念,也当即驳斥道:“当今读书人有所立论,讲究的乃是言必有据,依据越多,其言语也自然愈加可靠,依据不足,又何以证明其言为真呢?比如刑案,证据从来是越多越好,只有充足的证据,才能让官员断案之时准确地定罪量刑!此人言语虽多,但论据充足,自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而至《太平御览》所载桓谭《新论》,一一毕见。这不是更容易证明,左丘明就是撰写《左传》之人吗?”
“阮中堂,朝廷取录进士,是为了让进士进入翰林六部,亦或外放州县,去办事的。若是每个人都像他一样为了什么言而有据,写一篇文章都这般繁琐,那朝廷要他办的事,他何时才能办成啊?”曹振镛又指着另外一句,向阮元问道:“还有这一句,这句原本只是让考生列举一二前朝保甲之事,可他为何要在后面多写了一大段,说什么台湾本应设兵以守,兵力不足,自当重用保甲,保甲之设,足使海不扬波呢?这张卷子,问到他台湾驻兵之事了吗?”
“曹太傅,此人先前文句,已将前朝保甲之事言明,即便多出这几句,又有何不可呢?”阮元眼看俞正燮虽然多出数句,却并未答错原题,心中自然放心,道:“更何况此人之言并非空言,此处亦多有实据可以作证,台湾设兵以守,此言出于施琅《靖海记》,台湾入版图,而海不扬波,此亦《台湾府志》之语,并非他一人之妄言。更何况台湾之南,荷兰久居噶啰巴(即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),又曾夺台湾而居,此为外患,去年张丙陈办之乱,前后三月方得平定,官兵调度,往往因之于福建内地,此为内忧,台湾有此内忧外患,故保甲之语,先及台湾,我以为并无不妥。”
“阮中堂,朝廷取录进士,是要让进士为朝廷效力,可不是为了让进士自作主张,卖弄学问的。”曹振镛又向阮元道:“阮中堂不妨再想一想,此人若真是取了进士,入翰林拟定诏旨,亦或进入六部主稿,他言语如此繁琐,所拟诏旨,所书公文,有几个人能看得下去?朝廷拟定诰敕,六部缮写奏本,若是都像他一样自作主张,想到什么就写什么,那这些奏本诰敕,是皇上、六部大臣的意思,还是他自己的意思呢?朝廷给他缮写文稿,草拟诏书的机会,是让他卖弄自己才学,借朝廷之力谋求私誉的吗?”
“曹太傅,朝廷取录进士,是要储备天下人才,使天下有才之士,皆能为朝廷所用,若是天下人才皆在朝廷,朝廷办事,才能无往而不利!”论及科举本身的目的,阮元之念却与曹振镛相反:“如今是守成之世,说一句天下太平并不为过。可是天下大势,从来便是运会平陂相乘,非常之变,往往当承平既久,萌蘖蠢兆于其间。按照曹太傅的想法,朝廷取录进士,就只是为了让进士在翰林六部办事,至于进士才学多寡,一概不问,那久而久之,朝廷之人,必将尽数成为拘守绳墨之辈,万一天下有变,就会出现驭之无术,措置张皇的结果,到时候距离乱世也就不远了!可若是进士能够尽得天下人才,一旦有变,往往便会有才学兼备之人,可以防患于未然,即便大患已成,他们依然可以挽狂澜于既倒。那什么人最有可能是乡野间的人才呢?自然便是学识、见识俱皆丰富之人!昔日东坡先生应举,其策问之言多由自撰,欧阳永叔仍然以为其人才华横溢,惜其才而取之。试想若是东坡先生竟因言辞乖张,竟而不得取录,那东坡先生许多绝佳诗文,岂不是便要湮没无闻了?”
“阮中堂既然说到东坡先生,那老夫倒是想问一句,东坡先生为官一世,是‘防患于未然’了呢,还是曾经‘挽狂澜于既倒’呢?都不是啊?东坡先生一生为官坎坷,少年时有宰相之望,后来却只能流连州郡,为一守令之才,花甲之年,尚遭贬黜,身返中原,便已是幸事。阮中堂举东坡先生的例子,是想着告诉后世进士,做官就不要担心播迁贬谪,只管想怎么做,就怎么做,是吗?阮中堂,您少年早达,督抚天下三十年,如今登临宰执之位,东坡先生与您相比又算什么呢?您今年也七十了,东坡先生像您这个年纪,那早就不在人世了,您一生顺遂,看东坡诗文,也只见其乐观旷达之语,却不能深究,那般言语之后,竟一句句都是数不清的苦楚啊?早知如此,欧阳文忠公当年取录进士的时候,就应该早早将其黜落,断了他入仕之念,东坡先生做个平民百姓,都要比这样的一生太平啊?所以阮中堂,您如今也想着看这些后辈学子,一个个重蹈覆辙,是吗?”曹振镛却如此向阮元反问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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