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百一十九章 日升日落
阮元拜别了曹振镛之后,便和阮祜夫妇一同向保定而行,不一日到了保定府城,其实此时距离阮常生去世,也只过去了半个月,刘蘩荣、刘宝楠兄妹已将阮常生遗体收殓,只待阮元前来送别阮常生,便即带阮常生遗体回归扬州安葬。这时阮常生的棺椁却还在清河道衙署之中。阮元见了衙署灵堂,看着一旁漆黑的棺木,自也清楚这个自己年轻之时便即抚养,早已视为亲子,并且一直寄予厚望的长子,已经同自己阴阳两隔了。激动之下,也是步履蹒跚,艰难地向着阮常生棺椁走了过来,不觉之间,阮元那已然康复数年的右腿,竟又是阵阵剧痛,几不能止。
“常生,常生啊……”阮元这时悲痛欲绝,竟已顾不得自己腿上痛楚,一步一步捱到了棺木之前,这时阮常生入殓不久遗体尚属完好,阮元看着儿子遗容,也不禁泪如雨下,向阮常生哭道:“你说你……你怎么就走了呢?五年之前在京城,爹爹和你分别的时候,你精神气色,一切都好,后来你历任道府,也都能有所作为。爹爹每次收到你的信,都为你高兴,想着你终于出息了,今年爹爹北上,一定要来保定看看你,跟你说上一句,你一切都做得很好!可是这是为什么啊?五年前京城一别,怎么就成了咱们两个的诀别呢?你说,你这一走,你让爹爹心里多难受啊?”
“阮相国,阮相国!”这时琦善听闻阮元前来保定,想到自己先前也曾做过阮元下属,便即主动前来道台衙门拜访。看到阮元伏在儿子棺椁之上,哭泣不已,也当即上前劝道:“阮相国,您老人家年纪大了,令郎的事,咱们心里都不好受,可阮相国您的身体,也一样重要啊?”
“琦侯,常生他究竟是怎么了?为什么他升任清河道还不到两年,竟然有如此不测之事呢?”阮元也向琦善问道。
“阮相国,这……我也不知道啊?”琦善向阮元叹道:“阮相国,我从两年前去永平开始,就知道令郎办事认真,才干也很不错,所以我是真心想要重用令郎啊?所以治水的事,救灾的事,代理按察使的事,我都想着让令郎来办,这样只要他把事办好了,我年内就可以再向皇上举荐,到时候令郎肯定能实授臬司的。可谁知道,令郎怎么就……”
“琦侯啊,你这般重用常生,你可知常生他会怎样想啊?”阮元听着琦善之语,也渐渐明白了阮常生心中所想,不觉潸潸落泪道:“常生从小就是个好孩子,从来在家做事,都是至诚至孝,外人有所恩惠,他必能竭诚相报。所以琦侯您重用常生,常生他只会想着,他本是恩荫出身,资历不足,却能得你如此看重,还有历任直省臬司的机会,想到这里,他只会加倍用心,尽全力去办你交待的每一件事。可如今天灾刑狱之事俱皆繁重,他一个人办这么多事,他哪里……哪里承受得了啊?”
“这……阮相国,是我糊涂,是我糊涂啊?”琦善听着阮元言及阮常生心意,心中自也不住懊悔。
“爹爹,孩儿清楚您如今身子也不好,夫子他走了,我和哥哥也很伤心,可爹爹千万不能再伤了身子啊?夫子他在天有灵,也不希望爹爹这样伤神啊?”刘蘩荣眼看阮元哭泣不止,一条腿已经颤抖不已,也当即劝慰阮元道。
“是啊,爹爹,您看您这右腿也不好,您可千万别硬撑着啊?”阮祜与钱德容也一同劝说阮元道。
“常生,常生啊,你这又是何苦,你何苦这般伤了自己啊?”不想这时阮元心中伤痛不已,竟根本没听到各人之言,这时阮元回想着阮常生之事,也渐渐明白了阮常生之所以竭力办理公事,也不完全是因为琦善看重,或许另一重原因,便在出身之上了。想到这里,阮元也看着阮常生的遗体哭道:“常生,我知道,你心里或许想的是,你出身恩荫,并非正途,是以为官之时,更要实心任事,方能对得起爹爹。可你何必这样去想呢?爹爹眼看你渐渐成才,可以在一方道府任事,爹爹就很满意了,你又何必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?这样说来,也是爹爹不对,爹爹不能及早知晓你心中所念,否则,爹爹多给你去几封信,把这一切都说清楚,你又何必为了公事,竟把自己的命搭进去啊?常生,我真是后悔,是我对不起你啊?我……我……啊!”
不想就在这时,阮元右足之间,竟又是一阵锥心之痛袭上身来,阮元初时尚想着咬牙坚持,可这痛苦竟是渐渐剧烈,全然不止。终于,阮元再也支撑不住,“砰”的一声,倒在了阮常生棺椁之旁!
“爹爹、阮相国!”琦善、阮祜、刘蘩荣等人见状俱是大惊,一并上前扶住了阮元。各人看向阮元之时,只见他右腿之上,已经被冷汗浸湿了一大片,想来这一次,阮元是再难靠右足行路了。
而这一日过后,阮元右手之上的手杖,便再未离开过他的身旁……
阮祜、刘蘩荣等人见阮元足疾加剧,也只好继续留他在保定安养了几日,此后刘蘩荣兄妹便带了阮常生诸子女和阮常生棺椁,南归扬州去了。阮祜夫妇则为阮元寻了轿子,一路带着阮元南下昆明。而阮元回抵贵州之时,云南却又发生了一件大事,道光十三年七月,云南府南部各县,直到临安、开化各地,突然发生大地震,一时竟有数千人因地震猛烈,躲逃不及,竟而丢了性命,房屋坍损亦有数万间之多。
阮元眼看灾情严重,当即投入救灾,抚恤伤残身亡之家,为受损房屋给费修复,对于房舍完全坍塌之人,则由官府帮助搭建帐篷临时居住。阮元也将盐税盈余取出部分,并捐出自己廉俸,予以赈灾,一时间云南其他官员眼看阮元大力捐赈,也纷纷出资相助,士绅之内也多有为阮元等人感动,出捐助赈者。最终,阮元及时安顿了受灾百姓,并且让百姓得以在秋收之际按时收割。虽然云南遭遇了数十年不遇的大地震,可这一年还是获得了丰收。
此后,阮元也继续让胡启荣在边境追剿刀绳武,经过官军连续追击,刀绳武在云南边境已经孤立无援,便即逃亡缅甸,车里之役方才平息。阮元也依照先前所议,将刀太康长子刀正综过继到其伯父刀太和名下,并由刀正综继承车里宣慰使。但车里完全恢复往日太平,却也是道光十四年四月的事情了。
道光十四年对于清王朝而言,大体仍属太平,至少中原内地并无要事。但这一年的夏天,广州却突然出现了一阵波澜。这一日两广总督卢坤也将广东巡抚祁贡、广州将军哈丰阿、陆师提督曾胜请到了督院之中,各人面前摆放的,乃是一张公函,卢坤看着案头公函,一时却也不知如何是好。
“各位大人,这就是今年新来的英商大班向我督院投递的公函了。”卢坤看了半晌,也向各人言道:“去年英吉利商人托行商向我告知,他们的公班衙可能要撤出广州,但洋人营商之事却依然如故,所以我让他们告诉英吉利国内,重新派遣稳妥大班前来办理商贸之事。谁知这新来的大班竟全然不守规矩,他根本就没有通知行商,便直接向我督院投递此书,依旧例,洋人大班前来广州,需先向行商递禀帖,由行商代投于我督院,可这次他们根本就没用禀帖,而是直接用了这所谓公函,更何况,这公函之上,竟然还将他英吉利之名,与我大清并列而书!如此无礼之事,也是几十年来,广州之人从未听闻的了。”
“卢部堂,既然这洋人如此无礼,那咱们把他的这所谓公函送回去,不予承认,不就得了?这洋人是新来的,或许不知道咱们的规矩,那咱们也没必要强求,只先将规矩告诉他们罢了。”巡抚祁贡听着卢坤所言有异,也便向他劝道。
“祁中丞,您方才所言,我已经做过一遍了,我将朝廷规矩一一详细告知了行商,让行商去向那大班说明朝廷法度。可行商却回来告诉我,那英吉利大班说……说这一次和先前的公班衙不一样,他是英吉利国内派来的,所以不能再请托于行商,而是要与我进行直接来往。这真是岂有此理!就在前几日,这退回去的公函,又被他们送回来了,如今这件事,可实在难办了啊?”不想卢坤集会之前,便已经将一切要事通告英国来人,而这一次的公函投递,原本就已经是英国之人公开挑战广州外交规矩的行为。各人听着卢坤之言,也渐渐意识到英国来人似乎就是要直接挑战清王朝的行商体制了,一时间也各自思忖起来,都是默不作声。
“卢制台,这件事您向皇上上奏了没有?若是您已经上奏,那就让洋人再等几日,咱们不予回话,皇上谕旨一到,咱们按谕旨办不就是了?”哈丰阿想着这件事在最近几十年的广州都堪称从所未有,那也只有听从道光的旨意了。
“哈将军,这也是我心中所想,我用的是加紧文书,皇上的谕旨,几天以后应该就要到了。可是这洋人如此挑战天朝规矩,我想着皇上那边,多半会驳回他的请求。到那个时候,还能怎么办呢?若是这洋人执意不肯改公函为禀帖,咱们难道……又要像当年阮中堂那样,断绝一次洋人贸易不成?还有,这一次我听虎门那边的哨探来报,这些洋人所乘之船,上面又带了大炮啊?”卢坤想着兹事体大,尤其是断绝贸易,很容易引起中英两国冲突,自己也担心自己没有阮元的才干,竟而不能收场,是以如此向各人问道。
“卢部堂,我在云南的时候,曾经听阮中堂说起过当年断绝贸易之事,这件事我听起来,也没那么难啊?”一旁的曾胜不觉问道:“阮中堂曾经说起过,洋人商货,往往有上千万之多,所以别看洋人嘴硬,他们不敢赔本的。一旦商货囤在船上卖不出去,洋人自然会着急,到时候,即便是再行商谈此事,咱们也有施压的余地啊?部堂放心,洋人有船炮,可我们不是也有炮台吗?若是炮台不够用,我再从督标调集兵马,让水师也一并出动战船,想来洋人不会轻举妄动的。”
“曾军门说得不错,若是洋人真的拒不听从皇上旨意,我旗营这边也自然会增兵相助虎门。”哈丰阿也表示支持道。
“那就这样吧,若是皇上愿意用别的办法和洋人交涉,咱们就按皇上的旨意办。但若是皇上也不同意洋人更改现有交涉体制,那咱们就明示于洋人,洋人再不听从皇上谕令,便即驱逐。若是洋人试图报复我等,就仍然依炮台旧制,只要洋人船只越过虎门,或者向我炮台开炮,我们就开炮轰击洋船!”卢坤沉吟半晌,做出了一个自己看来尚属谨慎的决定。
只是这时的广州众人,包括阮元,也都不知道万里之外的英国,究竟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。
两年前的道光十二年,英国议会发生了重大改革,将国内选区根据现实人口比例重新进行了调整。这导致许多新兴工业城市在议会之内席位大增,而传统土地贵族和地主势力被大幅削弱。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代表获得更多政治权力之后,便即开始挑战以旧资产阶级与旧贵族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东印度公司,试图直接在对华贸易中攫取利益。道光十三年,英国议会便即通过了一项新的法案,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特权,将其改组为印度统治机构。因此,东印度公司向卢坤提出建议,试图让英国政府直接向中国派遣对华贸易的负责人,卢坤最初不觉有异,便即答应了英国商人的请求。
但这一次英国方面所想要尝试的,已经不再是旧有的,通过东印度公司联系十三行的贸易模式,而是想要直接在中国设立官方层面上的对华贸易监督,这一任务落在了律劳卑爵士身上,律劳卑便即在来到中国之后,直接以英国官方代表的身份向卢坤出具了公函。而东印度公司的时代,洋商就只能通过向十三行行商投递禀帖的方式,辗转与总督对话。即便是阮元与阿姆斯顿交涉,也是双方互不见面,并由行商居中传递信息,并未突破这一旧有规则。而律劳卑这一次前来中国,则直接挑战了清朝的外交体制。
面对这种挑战体制的行为,卢坤一时也不敢做主,便即上奏道光,而道光这时对于英国国内的这些变化,却是一无所知,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在广州会出现这样的变化。这一点也和道光时代,中西方交流缺乏中介有关,康熙末年,清廷因“礼仪之争”将传教士驱逐至澳门,但宫廷之中却一直保留了传教士,清代前中期钦天监监正一职由二人共同担任,其中一个官缺专属于西洋人。是以雍正、乾隆时期,尚有戴进贤、蒋友仁等法国传教士前来中国,一度传入了牛顿的不少天文学研究成果,著于《历象考成续编》之中。阮元《畴人传》有“奈瑞传”一篇,即是为牛顿作传。尽管这时牛顿科研成果也仅有天文学中的少部分知识得以传入中国,其它诸如“地心本重”之言便即语焉不详,但有了钦天监这个渠道,中西方交流尚属不绝如缕,并未完全中断。
然而进入乾隆末年,欧洲世界却连续发生了两大剧变,其一是教皇认定耶稣会势力过大,竟在乾隆四十二年将耶稣会取缔,而自明末前来中国的传教士大多都是耶稣会出身,耶稣会的变故也直接导致此后来华传教士天文历算能力大幅下降。而乾隆五十六年的法国大革命中,路易十六被处决,意味着可以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法国王室再也不能推动传教士来华。此后乾隆、嘉庆二帝也在澳门招徕传教士,但应募前来的只剩下葡萄牙人。诸如嘉庆一朝之索德超、汤士选、福文高、李拱辰便是其中代表。
葡萄牙传教士普遍并不以历算见长,但在政治方面却对清廷有着不小的影响,维持了事实上的中葡同盟。嘉庆时代的澳门炮台事件,清朝几乎完全站在了葡萄牙一边,而随后攻打张保仔的海战,葡萄牙船只也一度参与其中。可嘉庆、道光二帝与乾隆一样,对传教士的要求依然是参与钦天监事务,眼看葡萄牙传教士能力已然大不如前,嘉庆一朝也没有什么新的历算成果,这种对于传教士的信任就渐渐淡了下来,加上涉及葡萄牙的外交事务本来也不多,最终传教士成了可有可无的存在。至于法国大革命、拿破仑战争这些事情,来华的传教士由于长年不在本土,其实本就是一知半解,难以窥其全貌,加上他们来自旧君主国葡萄牙,对大革命当然没什么好感,所能提供给嘉庆的信息,自然也不会让嘉庆做出什么改变。
道光六年之时,葡萄牙出身的钦天监监正李拱辰在北京病逝,至此在京传教士只剩下寥寥数人,道光眼看葡萄牙传教士在钦天监作用已经不大,便即将其余传教士也遣返回澳门,并将钦天监监正的西洋官缺改成汉官缺,自此传教士完全退出了清朝宫廷。从天文历法的角度来看,或许变化并不算大,但从外交的角度看,这也让清王朝失去了最关键的一条连接西洋国家的通道。此后道光办理涉及西洋商贸的事务,就只能凭借旧例和经验办事,又怎么能及时理解英国这时所发生的这些变化?或许即便还有传教士在京城,他们对于欧洲的这些变化也很难形成直观认识,毕竟这时的葡萄牙依然是一个传统国家。但完全找不到外部信息来源的道光,这时也不出意料的做出了一个最稳妥的决定:重申外商旧例,对律劳卑试图改变外交规则的行为不予认可。
此后的事情发展,完全成了卢坤最担心的样子。律劳卑接到清廷谕令之后,仍然不愿改公函为禀帖,并要求直接与总督进行交往。卢坤眼看律劳卑不守规矩,便即暂停对英贸易,将律劳卑一行驱逐。律劳卑大怒,回到伶仃洋上,便即带领两艘炮船强闯虎门,试图逼迫卢坤退让。而虎门炮台则听从了卢坤、曾胜二人号令,只要英国船只强闯虎门,便即开炮轰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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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常生,常生啊……”阮元这时悲痛欲绝,竟已顾不得自己腿上痛楚,一步一步捱到了棺木之前,这时阮常生入殓不久遗体尚属完好,阮元看着儿子遗容,也不禁泪如雨下,向阮常生哭道:“你说你……你怎么就走了呢?五年之前在京城,爹爹和你分别的时候,你精神气色,一切都好,后来你历任道府,也都能有所作为。爹爹每次收到你的信,都为你高兴,想着你终于出息了,今年爹爹北上,一定要来保定看看你,跟你说上一句,你一切都做得很好!可是这是为什么啊?五年前京城一别,怎么就成了咱们两个的诀别呢?你说,你这一走,你让爹爹心里多难受啊?”
“阮相国,阮相国!”这时琦善听闻阮元前来保定,想到自己先前也曾做过阮元下属,便即主动前来道台衙门拜访。看到阮元伏在儿子棺椁之上,哭泣不已,也当即上前劝道:“阮相国,您老人家年纪大了,令郎的事,咱们心里都不好受,可阮相国您的身体,也一样重要啊?”
“琦侯,常生他究竟是怎么了?为什么他升任清河道还不到两年,竟然有如此不测之事呢?”阮元也向琦善问道。
“阮相国,这……我也不知道啊?”琦善向阮元叹道:“阮相国,我从两年前去永平开始,就知道令郎办事认真,才干也很不错,所以我是真心想要重用令郎啊?所以治水的事,救灾的事,代理按察使的事,我都想着让令郎来办,这样只要他把事办好了,我年内就可以再向皇上举荐,到时候令郎肯定能实授臬司的。可谁知道,令郎怎么就……”
“琦侯啊,你这般重用常生,你可知常生他会怎样想啊?”阮元听着琦善之语,也渐渐明白了阮常生心中所想,不觉潸潸落泪道:“常生从小就是个好孩子,从来在家做事,都是至诚至孝,外人有所恩惠,他必能竭诚相报。所以琦侯您重用常生,常生他只会想着,他本是恩荫出身,资历不足,却能得你如此看重,还有历任直省臬司的机会,想到这里,他只会加倍用心,尽全力去办你交待的每一件事。可如今天灾刑狱之事俱皆繁重,他一个人办这么多事,他哪里……哪里承受得了啊?”
“这……阮相国,是我糊涂,是我糊涂啊?”琦善听着阮元言及阮常生心意,心中自也不住懊悔。
“爹爹,孩儿清楚您如今身子也不好,夫子他走了,我和哥哥也很伤心,可爹爹千万不能再伤了身子啊?夫子他在天有灵,也不希望爹爹这样伤神啊?”刘蘩荣眼看阮元哭泣不止,一条腿已经颤抖不已,也当即劝慰阮元道。
“是啊,爹爹,您看您这右腿也不好,您可千万别硬撑着啊?”阮祜与钱德容也一同劝说阮元道。
“常生,常生啊,你这又是何苦,你何苦这般伤了自己啊?”不想这时阮元心中伤痛不已,竟根本没听到各人之言,这时阮元回想着阮常生之事,也渐渐明白了阮常生之所以竭力办理公事,也不完全是因为琦善看重,或许另一重原因,便在出身之上了。想到这里,阮元也看着阮常生的遗体哭道:“常生,我知道,你心里或许想的是,你出身恩荫,并非正途,是以为官之时,更要实心任事,方能对得起爹爹。可你何必这样去想呢?爹爹眼看你渐渐成才,可以在一方道府任事,爹爹就很满意了,你又何必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?这样说来,也是爹爹不对,爹爹不能及早知晓你心中所念,否则,爹爹多给你去几封信,把这一切都说清楚,你又何必为了公事,竟把自己的命搭进去啊?常生,我真是后悔,是我对不起你啊?我……我……啊!”
不想就在这时,阮元右足之间,竟又是一阵锥心之痛袭上身来,阮元初时尚想着咬牙坚持,可这痛苦竟是渐渐剧烈,全然不止。终于,阮元再也支撑不住,“砰”的一声,倒在了阮常生棺椁之旁!
“爹爹、阮相国!”琦善、阮祜、刘蘩荣等人见状俱是大惊,一并上前扶住了阮元。各人看向阮元之时,只见他右腿之上,已经被冷汗浸湿了一大片,想来这一次,阮元是再难靠右足行路了。
而这一日过后,阮元右手之上的手杖,便再未离开过他的身旁……
阮祜、刘蘩荣等人见阮元足疾加剧,也只好继续留他在保定安养了几日,此后刘蘩荣兄妹便带了阮常生诸子女和阮常生棺椁,南归扬州去了。阮祜夫妇则为阮元寻了轿子,一路带着阮元南下昆明。而阮元回抵贵州之时,云南却又发生了一件大事,道光十三年七月,云南府南部各县,直到临安、开化各地,突然发生大地震,一时竟有数千人因地震猛烈,躲逃不及,竟而丢了性命,房屋坍损亦有数万间之多。
阮元眼看灾情严重,当即投入救灾,抚恤伤残身亡之家,为受损房屋给费修复,对于房舍完全坍塌之人,则由官府帮助搭建帐篷临时居住。阮元也将盐税盈余取出部分,并捐出自己廉俸,予以赈灾,一时间云南其他官员眼看阮元大力捐赈,也纷纷出资相助,士绅之内也多有为阮元等人感动,出捐助赈者。最终,阮元及时安顿了受灾百姓,并且让百姓得以在秋收之际按时收割。虽然云南遭遇了数十年不遇的大地震,可这一年还是获得了丰收。
此后,阮元也继续让胡启荣在边境追剿刀绳武,经过官军连续追击,刀绳武在云南边境已经孤立无援,便即逃亡缅甸,车里之役方才平息。阮元也依照先前所议,将刀太康长子刀正综过继到其伯父刀太和名下,并由刀正综继承车里宣慰使。但车里完全恢复往日太平,却也是道光十四年四月的事情了。
道光十四年对于清王朝而言,大体仍属太平,至少中原内地并无要事。但这一年的夏天,广州却突然出现了一阵波澜。这一日两广总督卢坤也将广东巡抚祁贡、广州将军哈丰阿、陆师提督曾胜请到了督院之中,各人面前摆放的,乃是一张公函,卢坤看着案头公函,一时却也不知如何是好。
“各位大人,这就是今年新来的英商大班向我督院投递的公函了。”卢坤看了半晌,也向各人言道:“去年英吉利商人托行商向我告知,他们的公班衙可能要撤出广州,但洋人营商之事却依然如故,所以我让他们告诉英吉利国内,重新派遣稳妥大班前来办理商贸之事。谁知这新来的大班竟全然不守规矩,他根本就没有通知行商,便直接向我督院投递此书,依旧例,洋人大班前来广州,需先向行商递禀帖,由行商代投于我督院,可这次他们根本就没用禀帖,而是直接用了这所谓公函,更何况,这公函之上,竟然还将他英吉利之名,与我大清并列而书!如此无礼之事,也是几十年来,广州之人从未听闻的了。”
“卢部堂,既然这洋人如此无礼,那咱们把他的这所谓公函送回去,不予承认,不就得了?这洋人是新来的,或许不知道咱们的规矩,那咱们也没必要强求,只先将规矩告诉他们罢了。”巡抚祁贡听着卢坤所言有异,也便向他劝道。
“祁中丞,您方才所言,我已经做过一遍了,我将朝廷规矩一一详细告知了行商,让行商去向那大班说明朝廷法度。可行商却回来告诉我,那英吉利大班说……说这一次和先前的公班衙不一样,他是英吉利国内派来的,所以不能再请托于行商,而是要与我进行直接来往。这真是岂有此理!就在前几日,这退回去的公函,又被他们送回来了,如今这件事,可实在难办了啊?”不想卢坤集会之前,便已经将一切要事通告英国来人,而这一次的公函投递,原本就已经是英国之人公开挑战广州外交规矩的行为。各人听着卢坤之言,也渐渐意识到英国来人似乎就是要直接挑战清王朝的行商体制了,一时间也各自思忖起来,都是默不作声。
“卢制台,这件事您向皇上上奏了没有?若是您已经上奏,那就让洋人再等几日,咱们不予回话,皇上谕旨一到,咱们按谕旨办不就是了?”哈丰阿想着这件事在最近几十年的广州都堪称从所未有,那也只有听从道光的旨意了。
“哈将军,这也是我心中所想,我用的是加紧文书,皇上的谕旨,几天以后应该就要到了。可是这洋人如此挑战天朝规矩,我想着皇上那边,多半会驳回他的请求。到那个时候,还能怎么办呢?若是这洋人执意不肯改公函为禀帖,咱们难道……又要像当年阮中堂那样,断绝一次洋人贸易不成?还有,这一次我听虎门那边的哨探来报,这些洋人所乘之船,上面又带了大炮啊?”卢坤想着兹事体大,尤其是断绝贸易,很容易引起中英两国冲突,自己也担心自己没有阮元的才干,竟而不能收场,是以如此向各人问道。
“卢部堂,我在云南的时候,曾经听阮中堂说起过当年断绝贸易之事,这件事我听起来,也没那么难啊?”一旁的曾胜不觉问道:“阮中堂曾经说起过,洋人商货,往往有上千万之多,所以别看洋人嘴硬,他们不敢赔本的。一旦商货囤在船上卖不出去,洋人自然会着急,到时候,即便是再行商谈此事,咱们也有施压的余地啊?部堂放心,洋人有船炮,可我们不是也有炮台吗?若是炮台不够用,我再从督标调集兵马,让水师也一并出动战船,想来洋人不会轻举妄动的。”
“曾军门说得不错,若是洋人真的拒不听从皇上旨意,我旗营这边也自然会增兵相助虎门。”哈丰阿也表示支持道。
“那就这样吧,若是皇上愿意用别的办法和洋人交涉,咱们就按皇上的旨意办。但若是皇上也不同意洋人更改现有交涉体制,那咱们就明示于洋人,洋人再不听从皇上谕令,便即驱逐。若是洋人试图报复我等,就仍然依炮台旧制,只要洋人船只越过虎门,或者向我炮台开炮,我们就开炮轰击洋船!”卢坤沉吟半晌,做出了一个自己看来尚属谨慎的决定。
只是这时的广州众人,包括阮元,也都不知道万里之外的英国,究竟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。
两年前的道光十二年,英国议会发生了重大改革,将国内选区根据现实人口比例重新进行了调整。这导致许多新兴工业城市在议会之内席位大增,而传统土地贵族和地主势力被大幅削弱。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代表获得更多政治权力之后,便即开始挑战以旧资产阶级与旧贵族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东印度公司,试图直接在对华贸易中攫取利益。道光十三年,英国议会便即通过了一项新的法案,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特权,将其改组为印度统治机构。因此,东印度公司向卢坤提出建议,试图让英国政府直接向中国派遣对华贸易的负责人,卢坤最初不觉有异,便即答应了英国商人的请求。
但这一次英国方面所想要尝试的,已经不再是旧有的,通过东印度公司联系十三行的贸易模式,而是想要直接在中国设立官方层面上的对华贸易监督,这一任务落在了律劳卑爵士身上,律劳卑便即在来到中国之后,直接以英国官方代表的身份向卢坤出具了公函。而东印度公司的时代,洋商就只能通过向十三行行商投递禀帖的方式,辗转与总督对话。即便是阮元与阿姆斯顿交涉,也是双方互不见面,并由行商居中传递信息,并未突破这一旧有规则。而律劳卑这一次前来中国,则直接挑战了清朝的外交体制。
面对这种挑战体制的行为,卢坤一时也不敢做主,便即上奏道光,而道光这时对于英国国内的这些变化,却是一无所知,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在广州会出现这样的变化。这一点也和道光时代,中西方交流缺乏中介有关,康熙末年,清廷因“礼仪之争”将传教士驱逐至澳门,但宫廷之中却一直保留了传教士,清代前中期钦天监监正一职由二人共同担任,其中一个官缺专属于西洋人。是以雍正、乾隆时期,尚有戴进贤、蒋友仁等法国传教士前来中国,一度传入了牛顿的不少天文学研究成果,著于《历象考成续编》之中。阮元《畴人传》有“奈瑞传”一篇,即是为牛顿作传。尽管这时牛顿科研成果也仅有天文学中的少部分知识得以传入中国,其它诸如“地心本重”之言便即语焉不详,但有了钦天监这个渠道,中西方交流尚属不绝如缕,并未完全中断。
然而进入乾隆末年,欧洲世界却连续发生了两大剧变,其一是教皇认定耶稣会势力过大,竟在乾隆四十二年将耶稣会取缔,而自明末前来中国的传教士大多都是耶稣会出身,耶稣会的变故也直接导致此后来华传教士天文历算能力大幅下降。而乾隆五十六年的法国大革命中,路易十六被处决,意味着可以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法国王室再也不能推动传教士来华。此后乾隆、嘉庆二帝也在澳门招徕传教士,但应募前来的只剩下葡萄牙人。诸如嘉庆一朝之索德超、汤士选、福文高、李拱辰便是其中代表。
葡萄牙传教士普遍并不以历算见长,但在政治方面却对清廷有着不小的影响,维持了事实上的中葡同盟。嘉庆时代的澳门炮台事件,清朝几乎完全站在了葡萄牙一边,而随后攻打张保仔的海战,葡萄牙船只也一度参与其中。可嘉庆、道光二帝与乾隆一样,对传教士的要求依然是参与钦天监事务,眼看葡萄牙传教士能力已然大不如前,嘉庆一朝也没有什么新的历算成果,这种对于传教士的信任就渐渐淡了下来,加上涉及葡萄牙的外交事务本来也不多,最终传教士成了可有可无的存在。至于法国大革命、拿破仑战争这些事情,来华的传教士由于长年不在本土,其实本就是一知半解,难以窥其全貌,加上他们来自旧君主国葡萄牙,对大革命当然没什么好感,所能提供给嘉庆的信息,自然也不会让嘉庆做出什么改变。
道光六年之时,葡萄牙出身的钦天监监正李拱辰在北京病逝,至此在京传教士只剩下寥寥数人,道光眼看葡萄牙传教士在钦天监作用已经不大,便即将其余传教士也遣返回澳门,并将钦天监监正的西洋官缺改成汉官缺,自此传教士完全退出了清朝宫廷。从天文历法的角度来看,或许变化并不算大,但从外交的角度看,这也让清王朝失去了最关键的一条连接西洋国家的通道。此后道光办理涉及西洋商贸的事务,就只能凭借旧例和经验办事,又怎么能及时理解英国这时所发生的这些变化?或许即便还有传教士在京城,他们对于欧洲的这些变化也很难形成直观认识,毕竟这时的葡萄牙依然是一个传统国家。但完全找不到外部信息来源的道光,这时也不出意料的做出了一个最稳妥的决定:重申外商旧例,对律劳卑试图改变外交规则的行为不予认可。
此后的事情发展,完全成了卢坤最担心的样子。律劳卑接到清廷谕令之后,仍然不愿改公函为禀帖,并要求直接与总督进行交往。卢坤眼看律劳卑不守规矩,便即暂停对英贸易,将律劳卑一行驱逐。律劳卑大怒,回到伶仃洋上,便即带领两艘炮船强闯虎门,试图逼迫卢坤退让。而虎门炮台则听从了卢坤、曾胜二人号令,只要英国船只强闯虎门,便即开炮轰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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