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九十九章 走向暴风雨
“是啊,不管皇阿玛怎么想,军机处议事还是以皇阿玛的意思为主,我能渐渐做主的地方,眼下也只有南书房,不过……”所谓南书房,原本是先前康熙时代,康熙皇帝诏对词臣之所,后来康熙在南书房时间长了,南书房便也兼有部分议政之权。可到了军机处成立之后,南书房又再次成为清廷安置词臣之所,这时嘉庆未得亲政,乾隆精力又已渐衰,许多朝堂要事应对不及时,是以嘉庆也频繁前往南书房,让南书房短时间内恢复了一定议政之权。这时想到阮元的南书房入值之职尚在,嘉庆和纽祜禄氏心中也似乎都有了新的计划。
“皇上,眼下皇上您在宫中能用的外人,主要就是南书房的人了。既然如此,阮元究竟是能为皇上所用,还是能为和珅所用,其中关键,只在于皇上您的念头。”纽祜禄氏道:“阮元此人我了解不多,但您也和我说过,他所引用两浙名士,大多均有实才,浙江每年送到京里的优等试卷,也各自言之有物。如此可见,他当是实心为官之人,而非无能或矫饰之辈。既然这样,皇上若能以诚相待,他也必然会尽忠与您。和珅让他仍然留在南书房,或许有他的想法,可这对您而言,也正是最大的机会。”
“贵妃所言,确有道理。”嘉庆也不禁点头认可纽祜禄氏,只是他在位三年,大事都是乾隆独断,自己虽已年近四旬,却未能真正决定过什么大事。是以此时面对扑朔迷离的形势,他也不禁有些担忧,道:“只是和珅究竟是如何想法,朕却还不清楚啊。看来,后面的事,就只能等阮元回京了。”
不知不觉间,嘉庆三年已经进入九月,距离阮元北上的日子,也越来越近了。
阮元自从得了北上诏令之后,也一边准备行装,一边想着在浙江之日,便将《经籍籑诂》编撰完毕。八月的最后一段日子,他也和之前寻来的两浙儒生们一道,进行最后的删修定稿,想着钱大昕对修书之事,也一向颇有兴致,也修书一封,请钱大昕帮忙作序。钱大昕听了阮元这部古文字书即将完成,也自然大喜,不仅连夜起草,作序一篇,也特意来到了杭州,想一睹新作真容。到了九月之初,《经籍籑诂》这部一百零六卷的训诂学巨著,终于刊修完成,阮元等人也一连庆祝了数日。
这一日风和日丽,虽然已是九月,却仍有些暖意,阮元也同谢启昆、钱大昕一道,前往西湖中苏公祠游玩。苏公祠原是为纪念苏轼所修,阮元入浙之时已渐衰朽,是以阮元与谢启昆、秦瀛等人一道出资,在湖中重新兴修苏公祠,此时已经完工。看着三年督学,功绩斐然之状,阮元等三人也不禁感叹光阴易逝,相聚苦短。
钱大昕看着暖意之中渐渐落下的秋叶,也对阮谢二人感慨道:“伯元、蕴山,老夫从来不否认,为官之人,若是心存天下苍生,有志于道术流传,则振兴文教之功,当在民间诸生之上。这次编纂《经籍籑诂》,所涉经籍浩繁,古书之中,又多莫衷一是之处。若无学行、政事兼备之人先发提倡,或赀财不足,经费不继,这书都是修不成的。当年我在京城之时,也曾与东原先生,竹君先生谈论字书修订之事,当时我等也都清楚,读书之人,不可不通训诂,亦不可沉溺于训诂,是以编纂一部兼通古籍的字书,最为紧要,可惜我等当时身无长物,又不谙为官之道,寻不得许多有志学术的官场同道,这件事也就搁置了。却不想这书在你们手中成了!这正经明道,嘉惠士林之功,你二位已是远在老夫之上啦!”谢启昆字蕴山,竹君先生则是朱珪的兄长朱筠,朱筠为官之时,曾多提倡刊刻经籍,也多引民间不第士人入幕,共论学问,清中叶民间修书、士人入幕唱和之风,朱筠实为滥觞。
谢启昆也陪笑道:“辛楣兄这就客气啦,这文教流传之事,有精于著述者,有精于刊刻者,二者合力,方能成事。论学问一道,在下这《西魏书》,终是比不上辛楣兄《廿二史考异》了,为官为学,终是难以兼顾,实在惭愧啊。”
钱大昕道:“蕴山却是不知,这修史之事,可比考异难多了,我虽写成了《廿二史考异》,可这重修《元史》之事,多年以来,终无所成,或许我治史一生,也不得不有所遗憾了。不过话说回来,这次《经籍籑诂》的修纂,伯元是首功之人吧?去年传檄杭嘉湖道,邀三府名士共修此书的文稿,老夫还留着呢。”钱大昕虽身在嘉定,毕竟离浙江不远,这些事情了解起来,也都非常及时。
阮元也只得陪笑道:“先生多所留心,在下自然感激不尽。只是这书首倡之人,乃是谢大人和里堂兄,在下原本虽有此想,终是不算成熟,也是谢大人提点于我,才知治学之事,尚有许多要做。其实谢大人所言不错,为官治学,均是烦难之事,学政之任,又要督学各府,犹为艰难,是以此书能成,乃是所有编纂之人合力所致,我却也是不敢贪功的。”
谢启昆道:“伯元就不要谦虚了,你平日但凡有闲暇,便与那许多儒生一同参与编修之事,每卷书成,你也都是一一检校,勤加修订,方成定稿,老夫不过捐了些廉俸而已,又如何敢居功呢?这书全程编修,老夫均未参与,也无需再写老夫的名字了,编纂之人,就是你阮学使,不,阮侍郎,你看怎么样?”
阮元还想谦辞,钱大昕却也劝道:“伯元,这修书之事,向来都是主编之人率先署名,你两年间多致力于此,没什么好推辞的,若是你犹自觉非你一人之功,把其余参与之人名字,都一一写上,也就够了。而且老夫想来,眼下你最为紧要之事,已不再是编纂书籍,你此番入京,我总觉得颇为凶险。你之前也与我说过,你授任兵部侍郎之后,仅仅两日便被改了礼部,可有其事?如若如此,你又可曾想过其中缘由?”
阮元听了钱大昕此言,也不禁陷入了沉思,良久方道:“先生所言不错,我收到改任礼部的诏令之前,裴山兄便已告知于我,京城之中,这一年来官职变动频繁,并非常态。当时我也将此语告知了家父,家父也认为,此番太上皇行止,确是不似先前谨慎,或许……或许皇上已渐渐亲政,对于官员任免,也与太上皇多有抵牾,若是这般,此次入京,或许也有很多事,要处于两难之境了。”
钱大昕看着眼前日渐萧瑟的行宫,不禁叹道:“蕴山,想当年太上皇六下江南,这行宫是何等繁华富丽,可如今只是徒有其表,行宫之内,只怕也渐渐荒凉了。太上皇现已八十八岁,三代以下,可谓一人而已,只是……伯元,若你此番入京,太上皇和皇上因任免之事,或是其它要事起了争执,你要帮谁呢?”
这个问题问出来,阮元一时也不知如何回答,乾隆对他有知遇之恩,嘉庆虽也和他有同游之缘,终究交往不多,这样想他倒是更应该回报乾隆。可这些年在外任,官场劣迹,他却也看得清楚,这些事的背后,乾隆又怎能全无责任?更何况乾隆毕竟年事已高,万一真的有失当之举,自己又该如何应对,这些事,可不是简单的几句话可以说得清楚的。
钱大昕见他神色,也安慰道:“伯元,这个问题或许是有些难为你了。换了老夫,也不知如何作答为好。但老夫相信你,先前你也与我说过督学之事,这两浙之间,民生疾苦,你已知道了不少,既然如此,老夫也相信你是心怀苍生,有志于再兴盛世之人。若是有犹豫不决之处,只说你真心所想就好了。不过有一件事,我却不太清楚,我记得你先前有南书房入值、文渊阁直阁之事,督学之际,你文牒上犹有其职,不知此番改任,可曾有变化?”
“这些倒是没有,诏书说是入值如故。”阮元道。
钱大昕听了阮元之言,也不禁开始了沉思,过得半晌,方道:“其实朝廷里面,太上皇年纪毕竟大了,其余军国大事,多半都是和珅在做主,皇上师出石君门下,自然与和珅势不两立。或许少则数月,多则一二年间,京城中便要有一场殊死之斗,要么是皇上除了和珅,要么和珅可能会完全架空皇上,甚至……甚至另择新主。这殊死之斗,兵部便是最紧要之处。伯元,替你做兵部侍郎的是韩鑅韩大人,他是个治水的能臣,老夫也一直敬重,可毕竟年逾古稀,只怕入了兵部,也不过备位而已。兵部尚书金士松,从来勤勉,却也平庸,同样年纪大了,不堪大用。可李潢和台费荫,却都是和珅的心腹,这样想来,用韩鑅多半是和珅的主意,或许用你也是和珅的主意,只不过皇上也想用你,但和珅为了稳住兵部,暂时放弃了这个念头。至于南书房……伯元,或许你回到京城,就立刻会有人来找你,眼下的南书房,也许已不仅仅是词臣唱和之所了。”
阮元也道:“先生,家父与我谈论此番变动,也一直不解南书房之职一直未曾更换,竟有何意,还望先生赐教。”
钱大昕道:“我听京城中人多有议论,太上皇这些年仍在主持朝政,而和珅更是已经封了公爵,这样看来,军机处和六部,只怕大半要务,眼下仍是和珅做主。皇上想用自己心腹,又该如何?南书房圣祖朝就多曾参与政事,此时重新重用南书房,亦无不可。眼下皇上也好,和珅也好,都想着用你在南书房中做些什么,皇上与你师出同门,和珅以你座师自居,这层关系,他们不会不知道的。”
阮元不禁笑道:“先生这不是说笑么?我虽升了侍郎,也只是二品,京城之中那许多王公大臣,可都是一品,亦或超品,哪个不比我更加重要啊?我即便做些什么,又能对这天下大势,有多少改变呢?”
钱大昕道:“伯元可知弈棋之道?有时黑白双方,各自得势僵持不下,往往一眼之间,便可决出胜负。做眼的一方成了,则可步步为营,一举制胜。可若是眼被填死了,就是满盘皆输之势!这个眼,未必是全局中最关键的一步,也未必是全局中最精妙的一步,却是足以改变形势的一步。你眼下也是如此,你所言皇上、和珅、王公大臣,当然都比你重要,可他们该落的子已经落完了,只是你这枚棋子,究竟是黑是白,或许就是现下的关键了。”
阮元不解道:“辛楣先生,其实太上皇禅位之时,皇上便曾有留我入京之意,如今皇上垂青于我,我自当感激。可是和珅又是何等缘故?我与他虽有师生之谊,可除了他四十大寿那一次,就再无交流,他却为何要重用于我呢?”
“只因和珅同党,大多皆是乌合之众。”这一次却是谢启昆出言相答,道:“我在外为官,也有许多年了,何人依附和珅,我心里还是有数的,大多都是些贪婪狠戾、为虎作伥,却又不堪大用之人,在上,便是排斥异己,暗中交结,在下,便是一边贪贿成性,一边真的有了作乱之人,便立刻无所适从,甚至杀良冒功。他们人数不少,可京城之内,毕竟还是尽忠于皇上的人更多,是以一旦皇上下了决心要清除和珅一党,他们没有可用之人,即便和珅再怎么奸恶,没有得力羽翼相助,又有多大作为?但你不同,你曾与我说过,你虽是因江氏之故,终究给和珅送过一回礼,而且你在外任,也并无半句对和珅不敬之语,你这些作为,足以让和珅有心用你了。而且我想若是和珅前来问你,他能许诺你的官爵名禄,定是要高于皇上的。”谢启昆不知阮元在山东时,曾对武亿立志之事,故而认为阮元在外督学,并未明言反对和珅。
阮元也随即拜过谢启昆,道:“多谢谢大人指教之恩。”
“可是皇上毕竟在位三年,也并未亲政啊,到时候会有多少人信服皇上,却也难说。”谢启昆想到这易代之事,还是有些忧心,看着身后焕然一新的苏公祠,却也不是滋味,又道:“伯元,是老夫无能,这一生虽说史书看了不少,可说起日后之事,却也不敢说必然会怎样,你到了京城,凡事可要三思而后行啊。你说,咱们这般崇敬东坡先生,其一是因他诗文双绝,其二或许便是因他不得志了,自古文人,得以在朝堂之上一尝所愿者,又有几人?反倒是不得志的,自古传诵得多些,可那又怎是先贤们真心所愿呢?东坡先生少年之时,仁宗皇帝便以宰相之才视之,可后来他身陷党争,竟是半生都不得志,最后仅得身返中原。伯元,你也是一般的才学俱佳,甚至你眼下官职,已在同年东坡先生之上,日后也自当做个治国平天下的能臣,才不枉了太上皇那一番知遇之恩。可眼下……伯元,你毕竟还年轻,若是有犹豫不决之事,就……能实心办事就好,你还年轻呢,日后有的是更好的机会。”其实谢启昆心中,又何尝不愿阮元能够匡扶正道,铲除和珅,成嘉庆中兴之业?只是想着阮元数年以来,辛勤为官,与自己也相谈甚欢,堪称忘年之交,终也不愿空言大义,最终反而毁了阮元前程。
阮元也再次向谢启昆和钱大昕拜过,道:“二位先生之言,我已经记下了,此去京城,在下办事必当谨慎,当然,也不会忘了二位先生教诲,终是要无愧于心才是。”谢钱二人听了他这句话,也知道阮元志向所在,而且也清楚,嘉庆与和珅的生死相搏,应当是嘉庆赢面大些,未来虽有风险,可也不该逃避。又劝慰了阮元几句之后,便一同回了杭州城中。
钱大昕在杭州小住数日,便即回了嘉定休养。而阮元的浙江督学之路,也终于画上了句号。离任之前,阮元也将三年之内在浙江所见优等试卷编辑为一书,名为《浙士解经录》,用以留存浙江文人名篇,也是为了纪念自己的浙江之旅。
这日西湖之畔,诸生毕集,陈文述、许宗彦、钱林、端木国瑚、周治平等人一一到场,协同阮元编纂《经籍籑诂》的名士,也大多相聚一堂,为阮元、焦循举行送别之礼。阮元看着席间学生文人,想着自己可以于取材之际,不拘一格,可之后督学之人却未必有此气魄,此番群贤毕至之景,也不知何日才能重现了,心中自也不觉伤感。
这日阮元右手边坐的儒生,名叫臧庸,平日精研经术,也是本地先儒卢文弨的入室弟子,卢文弨平生精研经学,又多好藏书,一直为江南学子景仰,是以阮元修书之时,也特意寻了臧庸共事。这时看阮元略有不乐,臧庸也自告奋勇道:“老师无需烦恼,这《经籍籑诂》卷帙虽多,刊刻却也不难,学生知道两广之地刊印价廉,若老师信得过学生,这部书便交由学生带了去,两年之内,学生定将刻本送到老师手上。”
“如此最好,镛堂,你随我编修此书,两年来夜以继日,最是辛苦,我却也没什么可回报的,才是过意不去。若是这书真的得以刊刻,你学行事迹,我在京城也必定竭力表彰,总要使你学行流传青史才是。”阮元也对臧庸鼓励道。看着身边的许宗彦,想着他已是举人,或许也会入京考取进士,便也对他说道:“积卿,你也和镛堂一般,随我修这《经籍籑诂》有一年了,我知你实不甘只做个举人,也不想一心经营你那许记,你经术已渐纯熟,时政论议亦有可观之处,若是想入京应会试,只管找我。在京城里我比你熟,这些年多受你许记照顾,我也定当还报才是。”积卿是许宗彦的字。
许宗彦也陪笑道:“先生说这番话,在下可是当不起了,先生入浙三年,大兴文教,乃是通省学子之福,在下尽些心意,也是应该的。不过……不过在下虽是有意春闱,却未想过做官之事,来年是否入京,却也想再思量一番。”
焦循则找到了周治平,道:“朴斋,这三年来,能与你讲论算学,是我一生之幸,我先前学西洋算学,多有不通之处,经你点拨,许多算理都明白了。我一生所愿,便是以西洋算学与海内算学相融合于一体,再以此为据,重注《周易》,以天算之道,破谶纬象数不经之言,方能重现圣人之意。若我书成了,自当记下你的功劳才是。”
周治平也对焦循拜道:“弟子愚笨,本来经术不足,承蒙里堂先生和老师不弃,补录了在下生员,原也是在下应该感激先生才是。在下读书时,原也想着精通算学也是一技之长,世人徒言经术,定是有失偏颇。见了先生之后,才知道算学儒经,本是可以兼通之物,倒是在下有些惭愧呢。”
阮元也过来对周治平道:“朴斋,你和尚之这些年来,与我同修《畴人传》,听你讲论算学流传之道,我也大有进益,只你称我老师,倒是我有些惭愧了。这《畴人传》有你二人相助,眼下也大致定稿了,我到了京城之后,再加修订,便可刊刻,到时候你的名字,我自会列于其上。只是有一事你还需记住,西洋算学自有独到之处,可我中土算学精博之处,亦不逊于西洋,修习算学,中法西法,都是不可或缺之道,你可记住了?”周治平自也谢过了阮元。
阮元眼看诸生景仰之情,一时不绝,想着虽是自己悉心提拔众人,可座中各人,大多也曾与自己共修经典,也是互有扶助。此时别离在即,又怎能全无不舍?自己年纪未必比其他人大,可毕竟受了诸生一句“老师”,作为师长,也当多有见赠才是。便道:“各位,三年以来,我等共修经籍,相与讲论圣贤之道,今日三部图书刊刻完毕,非我一人之功,实乃我等众人之力!而且我近来想着,我与各位,虽有师生之名,实则教学相长,各位均有独到之处,也让我受益匪浅。这般想来,各位对我平日已然尽礼,我对各位却几无报答,当是我要给各位补上这教学之礼才是。”说着面向诸生之中,行了一揖,学生们又怎敢不敬?连忙纷纷回礼相报。
阮元又道:“今日一别,我也知道,或许我与在座许多人,便是诀别了,此后天各一方,再无相见之由。这话说来也有些伤感,可人生聚散,本也是常事,各位倒也无需沉溺其中。当然,我也知道,各位都是有才学之人,若是我全无相赠之物,倒显得我看不起各位了。不如这样,所有今日到场之人,我每人赠诗一首如何?”学生们自也知道,这首诗的背后是阮元对自己的肯定,将来无论到哪里,阮元的赠诗都足以让人信服,一时也相继谢过阮元。
很快学生们取来笔墨,阮元便为各人一一作诗过了。一时兴起,各人赠诗之后,又提起笔来,不过片刻,一首七言律诗便跃然纸上:
谁家有此好湖山,况是清风竹阁间。
秋水正宽情共远,宾鸿初到客将还。
汪伦潭上舟迎岸,辛渐楼头酒照颜。
为问净慈古开士,再来我可不缘悭。
端木国瑚看着阮元这首感怀诗,也不觉笑道:“老师心中还是舍不得杭州啊,这‘再来我可不缘悭’一句,用的却好生奇怪,难道老师日后还要重回杭州不成?”
“杭州是人杰地灵之所,我这一去,自然也舍不得啊……”阮元也感叹道。
可是送君千里,终有一别,这日相聚,也在夕阳西下中渐渐落下了帷幕。次日,阮元一家行装已经清点完毕,便踏上了北上任官之路。
这次北上,起居之事倒是不用阮元再行担忧,孔璐华在北上之前,就已经告知京城衍圣公府,此次阮元入京,就在衍圣公府居住。衍圣公府就在皇城左近,无论入朝议事,还是去礼部参决部务,都很方便,阮元也答应了。
行船之际,运河两岸,一排又一排的长草也渐渐映入阮元一行眼帘。只是这些草看着像草,却比寻常草类长出数倍,草叶甚大,上面竟也有细细的枝干,不少“长草”之上,还依稀可见或红或紫的果实,这样看来却也不像草,倒是像树。可枝干细小,若说是树,也未免太脆弱了些。
“夫子,这些草是什么啊?我来的时候,却没注意过。”孔璐华不禁问道。
“这些不是草,是桑树啊。”阮元答道:“这吴兴一带,近年来倒是一半的田地都改种了桑树,只因桑树之利,数倍于稻谷。你看上面的桑叶,养了蚕出来,就能得丝,大获丝绸之利。上面的果子叫桑葚,人亦可食。这里桑户一边养蚕,一边卖桑葚,一年所得,即便换了漕粮去交赋税,也能余下不少呢。”
“可是夫子,你看岸上那些人,我怎么觉得也很辛苦呢?”孔璐华指着岸边几个收摘桑叶的桑农,不解问道。
“是啊,这里赋税其实原本就重,所以百姓才想了这种桑之法,早些年也不致如此辛劳,可是眼下……”想起富纲、玉德等人身为封疆大吏,不思民生疾苦,却唯求补足亏空,不惜倍加漕赋。原本富足的桑农,也都需要加倍种桑,才能完税,心中也不禁黯然。
回想浙江的一切,余得水、林四、李长庚……自己可都答应了他们,如果回到京城,一定要将浙江困顿之状上达天听。可即便如此,浙江的一切,会那么轻易改变吗?
又或许,朝廷之内,本来也需要一场大变动了……
阮元自然知道,这时的京城,即将迎来一场数十年不遇的风暴。可他也清楚,只有走过这场风暴,这个国家才有新生的希望。
看来,也该到自己有所作为的时候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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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皇上,眼下皇上您在宫中能用的外人,主要就是南书房的人了。既然如此,阮元究竟是能为皇上所用,还是能为和珅所用,其中关键,只在于皇上您的念头。”纽祜禄氏道:“阮元此人我了解不多,但您也和我说过,他所引用两浙名士,大多均有实才,浙江每年送到京里的优等试卷,也各自言之有物。如此可见,他当是实心为官之人,而非无能或矫饰之辈。既然这样,皇上若能以诚相待,他也必然会尽忠与您。和珅让他仍然留在南书房,或许有他的想法,可这对您而言,也正是最大的机会。”
“贵妃所言,确有道理。”嘉庆也不禁点头认可纽祜禄氏,只是他在位三年,大事都是乾隆独断,自己虽已年近四旬,却未能真正决定过什么大事。是以此时面对扑朔迷离的形势,他也不禁有些担忧,道:“只是和珅究竟是如何想法,朕却还不清楚啊。看来,后面的事,就只能等阮元回京了。”
不知不觉间,嘉庆三年已经进入九月,距离阮元北上的日子,也越来越近了。
阮元自从得了北上诏令之后,也一边准备行装,一边想着在浙江之日,便将《经籍籑诂》编撰完毕。八月的最后一段日子,他也和之前寻来的两浙儒生们一道,进行最后的删修定稿,想着钱大昕对修书之事,也一向颇有兴致,也修书一封,请钱大昕帮忙作序。钱大昕听了阮元这部古文字书即将完成,也自然大喜,不仅连夜起草,作序一篇,也特意来到了杭州,想一睹新作真容。到了九月之初,《经籍籑诂》这部一百零六卷的训诂学巨著,终于刊修完成,阮元等人也一连庆祝了数日。
这一日风和日丽,虽然已是九月,却仍有些暖意,阮元也同谢启昆、钱大昕一道,前往西湖中苏公祠游玩。苏公祠原是为纪念苏轼所修,阮元入浙之时已渐衰朽,是以阮元与谢启昆、秦瀛等人一道出资,在湖中重新兴修苏公祠,此时已经完工。看着三年督学,功绩斐然之状,阮元等三人也不禁感叹光阴易逝,相聚苦短。
钱大昕看着暖意之中渐渐落下的秋叶,也对阮谢二人感慨道:“伯元、蕴山,老夫从来不否认,为官之人,若是心存天下苍生,有志于道术流传,则振兴文教之功,当在民间诸生之上。这次编纂《经籍籑诂》,所涉经籍浩繁,古书之中,又多莫衷一是之处。若无学行、政事兼备之人先发提倡,或赀财不足,经费不继,这书都是修不成的。当年我在京城之时,也曾与东原先生,竹君先生谈论字书修订之事,当时我等也都清楚,读书之人,不可不通训诂,亦不可沉溺于训诂,是以编纂一部兼通古籍的字书,最为紧要,可惜我等当时身无长物,又不谙为官之道,寻不得许多有志学术的官场同道,这件事也就搁置了。却不想这书在你们手中成了!这正经明道,嘉惠士林之功,你二位已是远在老夫之上啦!”谢启昆字蕴山,竹君先生则是朱珪的兄长朱筠,朱筠为官之时,曾多提倡刊刻经籍,也多引民间不第士人入幕,共论学问,清中叶民间修书、士人入幕唱和之风,朱筠实为滥觞。
谢启昆也陪笑道:“辛楣兄这就客气啦,这文教流传之事,有精于著述者,有精于刊刻者,二者合力,方能成事。论学问一道,在下这《西魏书》,终是比不上辛楣兄《廿二史考异》了,为官为学,终是难以兼顾,实在惭愧啊。”
钱大昕道:“蕴山却是不知,这修史之事,可比考异难多了,我虽写成了《廿二史考异》,可这重修《元史》之事,多年以来,终无所成,或许我治史一生,也不得不有所遗憾了。不过话说回来,这次《经籍籑诂》的修纂,伯元是首功之人吧?去年传檄杭嘉湖道,邀三府名士共修此书的文稿,老夫还留着呢。”钱大昕虽身在嘉定,毕竟离浙江不远,这些事情了解起来,也都非常及时。
阮元也只得陪笑道:“先生多所留心,在下自然感激不尽。只是这书首倡之人,乃是谢大人和里堂兄,在下原本虽有此想,终是不算成熟,也是谢大人提点于我,才知治学之事,尚有许多要做。其实谢大人所言不错,为官治学,均是烦难之事,学政之任,又要督学各府,犹为艰难,是以此书能成,乃是所有编纂之人合力所致,我却也是不敢贪功的。”
谢启昆道:“伯元就不要谦虚了,你平日但凡有闲暇,便与那许多儒生一同参与编修之事,每卷书成,你也都是一一检校,勤加修订,方成定稿,老夫不过捐了些廉俸而已,又如何敢居功呢?这书全程编修,老夫均未参与,也无需再写老夫的名字了,编纂之人,就是你阮学使,不,阮侍郎,你看怎么样?”
阮元还想谦辞,钱大昕却也劝道:“伯元,这修书之事,向来都是主编之人率先署名,你两年间多致力于此,没什么好推辞的,若是你犹自觉非你一人之功,把其余参与之人名字,都一一写上,也就够了。而且老夫想来,眼下你最为紧要之事,已不再是编纂书籍,你此番入京,我总觉得颇为凶险。你之前也与我说过,你授任兵部侍郎之后,仅仅两日便被改了礼部,可有其事?如若如此,你又可曾想过其中缘由?”
阮元听了钱大昕此言,也不禁陷入了沉思,良久方道:“先生所言不错,我收到改任礼部的诏令之前,裴山兄便已告知于我,京城之中,这一年来官职变动频繁,并非常态。当时我也将此语告知了家父,家父也认为,此番太上皇行止,确是不似先前谨慎,或许……或许皇上已渐渐亲政,对于官员任免,也与太上皇多有抵牾,若是这般,此次入京,或许也有很多事,要处于两难之境了。”
钱大昕看着眼前日渐萧瑟的行宫,不禁叹道:“蕴山,想当年太上皇六下江南,这行宫是何等繁华富丽,可如今只是徒有其表,行宫之内,只怕也渐渐荒凉了。太上皇现已八十八岁,三代以下,可谓一人而已,只是……伯元,若你此番入京,太上皇和皇上因任免之事,或是其它要事起了争执,你要帮谁呢?”
这个问题问出来,阮元一时也不知如何回答,乾隆对他有知遇之恩,嘉庆虽也和他有同游之缘,终究交往不多,这样想他倒是更应该回报乾隆。可这些年在外任,官场劣迹,他却也看得清楚,这些事的背后,乾隆又怎能全无责任?更何况乾隆毕竟年事已高,万一真的有失当之举,自己又该如何应对,这些事,可不是简单的几句话可以说得清楚的。
钱大昕见他神色,也安慰道:“伯元,这个问题或许是有些难为你了。换了老夫,也不知如何作答为好。但老夫相信你,先前你也与我说过督学之事,这两浙之间,民生疾苦,你已知道了不少,既然如此,老夫也相信你是心怀苍生,有志于再兴盛世之人。若是有犹豫不决之处,只说你真心所想就好了。不过有一件事,我却不太清楚,我记得你先前有南书房入值、文渊阁直阁之事,督学之际,你文牒上犹有其职,不知此番改任,可曾有变化?”
“这些倒是没有,诏书说是入值如故。”阮元道。
钱大昕听了阮元之言,也不禁开始了沉思,过得半晌,方道:“其实朝廷里面,太上皇年纪毕竟大了,其余军国大事,多半都是和珅在做主,皇上师出石君门下,自然与和珅势不两立。或许少则数月,多则一二年间,京城中便要有一场殊死之斗,要么是皇上除了和珅,要么和珅可能会完全架空皇上,甚至……甚至另择新主。这殊死之斗,兵部便是最紧要之处。伯元,替你做兵部侍郎的是韩鑅韩大人,他是个治水的能臣,老夫也一直敬重,可毕竟年逾古稀,只怕入了兵部,也不过备位而已。兵部尚书金士松,从来勤勉,却也平庸,同样年纪大了,不堪大用。可李潢和台费荫,却都是和珅的心腹,这样想来,用韩鑅多半是和珅的主意,或许用你也是和珅的主意,只不过皇上也想用你,但和珅为了稳住兵部,暂时放弃了这个念头。至于南书房……伯元,或许你回到京城,就立刻会有人来找你,眼下的南书房,也许已不仅仅是词臣唱和之所了。”
阮元也道:“先生,家父与我谈论此番变动,也一直不解南书房之职一直未曾更换,竟有何意,还望先生赐教。”
钱大昕道:“我听京城中人多有议论,太上皇这些年仍在主持朝政,而和珅更是已经封了公爵,这样看来,军机处和六部,只怕大半要务,眼下仍是和珅做主。皇上想用自己心腹,又该如何?南书房圣祖朝就多曾参与政事,此时重新重用南书房,亦无不可。眼下皇上也好,和珅也好,都想着用你在南书房中做些什么,皇上与你师出同门,和珅以你座师自居,这层关系,他们不会不知道的。”
阮元不禁笑道:“先生这不是说笑么?我虽升了侍郎,也只是二品,京城之中那许多王公大臣,可都是一品,亦或超品,哪个不比我更加重要啊?我即便做些什么,又能对这天下大势,有多少改变呢?”
钱大昕道:“伯元可知弈棋之道?有时黑白双方,各自得势僵持不下,往往一眼之间,便可决出胜负。做眼的一方成了,则可步步为营,一举制胜。可若是眼被填死了,就是满盘皆输之势!这个眼,未必是全局中最关键的一步,也未必是全局中最精妙的一步,却是足以改变形势的一步。你眼下也是如此,你所言皇上、和珅、王公大臣,当然都比你重要,可他们该落的子已经落完了,只是你这枚棋子,究竟是黑是白,或许就是现下的关键了。”
阮元不解道:“辛楣先生,其实太上皇禅位之时,皇上便曾有留我入京之意,如今皇上垂青于我,我自当感激。可是和珅又是何等缘故?我与他虽有师生之谊,可除了他四十大寿那一次,就再无交流,他却为何要重用于我呢?”
“只因和珅同党,大多皆是乌合之众。”这一次却是谢启昆出言相答,道:“我在外为官,也有许多年了,何人依附和珅,我心里还是有数的,大多都是些贪婪狠戾、为虎作伥,却又不堪大用之人,在上,便是排斥异己,暗中交结,在下,便是一边贪贿成性,一边真的有了作乱之人,便立刻无所适从,甚至杀良冒功。他们人数不少,可京城之内,毕竟还是尽忠于皇上的人更多,是以一旦皇上下了决心要清除和珅一党,他们没有可用之人,即便和珅再怎么奸恶,没有得力羽翼相助,又有多大作为?但你不同,你曾与我说过,你虽是因江氏之故,终究给和珅送过一回礼,而且你在外任,也并无半句对和珅不敬之语,你这些作为,足以让和珅有心用你了。而且我想若是和珅前来问你,他能许诺你的官爵名禄,定是要高于皇上的。”谢启昆不知阮元在山东时,曾对武亿立志之事,故而认为阮元在外督学,并未明言反对和珅。
阮元也随即拜过谢启昆,道:“多谢谢大人指教之恩。”
“可是皇上毕竟在位三年,也并未亲政啊,到时候会有多少人信服皇上,却也难说。”谢启昆想到这易代之事,还是有些忧心,看着身后焕然一新的苏公祠,却也不是滋味,又道:“伯元,是老夫无能,这一生虽说史书看了不少,可说起日后之事,却也不敢说必然会怎样,你到了京城,凡事可要三思而后行啊。你说,咱们这般崇敬东坡先生,其一是因他诗文双绝,其二或许便是因他不得志了,自古文人,得以在朝堂之上一尝所愿者,又有几人?反倒是不得志的,自古传诵得多些,可那又怎是先贤们真心所愿呢?东坡先生少年之时,仁宗皇帝便以宰相之才视之,可后来他身陷党争,竟是半生都不得志,最后仅得身返中原。伯元,你也是一般的才学俱佳,甚至你眼下官职,已在同年东坡先生之上,日后也自当做个治国平天下的能臣,才不枉了太上皇那一番知遇之恩。可眼下……伯元,你毕竟还年轻,若是有犹豫不决之事,就……能实心办事就好,你还年轻呢,日后有的是更好的机会。”其实谢启昆心中,又何尝不愿阮元能够匡扶正道,铲除和珅,成嘉庆中兴之业?只是想着阮元数年以来,辛勤为官,与自己也相谈甚欢,堪称忘年之交,终也不愿空言大义,最终反而毁了阮元前程。
阮元也再次向谢启昆和钱大昕拜过,道:“二位先生之言,我已经记下了,此去京城,在下办事必当谨慎,当然,也不会忘了二位先生教诲,终是要无愧于心才是。”谢钱二人听了他这句话,也知道阮元志向所在,而且也清楚,嘉庆与和珅的生死相搏,应当是嘉庆赢面大些,未来虽有风险,可也不该逃避。又劝慰了阮元几句之后,便一同回了杭州城中。
钱大昕在杭州小住数日,便即回了嘉定休养。而阮元的浙江督学之路,也终于画上了句号。离任之前,阮元也将三年之内在浙江所见优等试卷编辑为一书,名为《浙士解经录》,用以留存浙江文人名篇,也是为了纪念自己的浙江之旅。
这日西湖之畔,诸生毕集,陈文述、许宗彦、钱林、端木国瑚、周治平等人一一到场,协同阮元编纂《经籍籑诂》的名士,也大多相聚一堂,为阮元、焦循举行送别之礼。阮元看着席间学生文人,想着自己可以于取材之际,不拘一格,可之后督学之人却未必有此气魄,此番群贤毕至之景,也不知何日才能重现了,心中自也不觉伤感。
这日阮元右手边坐的儒生,名叫臧庸,平日精研经术,也是本地先儒卢文弨的入室弟子,卢文弨平生精研经学,又多好藏书,一直为江南学子景仰,是以阮元修书之时,也特意寻了臧庸共事。这时看阮元略有不乐,臧庸也自告奋勇道:“老师无需烦恼,这《经籍籑诂》卷帙虽多,刊刻却也不难,学生知道两广之地刊印价廉,若老师信得过学生,这部书便交由学生带了去,两年之内,学生定将刻本送到老师手上。”
“如此最好,镛堂,你随我编修此书,两年来夜以继日,最是辛苦,我却也没什么可回报的,才是过意不去。若是这书真的得以刊刻,你学行事迹,我在京城也必定竭力表彰,总要使你学行流传青史才是。”阮元也对臧庸鼓励道。看着身边的许宗彦,想着他已是举人,或许也会入京考取进士,便也对他说道:“积卿,你也和镛堂一般,随我修这《经籍籑诂》有一年了,我知你实不甘只做个举人,也不想一心经营你那许记,你经术已渐纯熟,时政论议亦有可观之处,若是想入京应会试,只管找我。在京城里我比你熟,这些年多受你许记照顾,我也定当还报才是。”积卿是许宗彦的字。
许宗彦也陪笑道:“先生说这番话,在下可是当不起了,先生入浙三年,大兴文教,乃是通省学子之福,在下尽些心意,也是应该的。不过……不过在下虽是有意春闱,却未想过做官之事,来年是否入京,却也想再思量一番。”
焦循则找到了周治平,道:“朴斋,这三年来,能与你讲论算学,是我一生之幸,我先前学西洋算学,多有不通之处,经你点拨,许多算理都明白了。我一生所愿,便是以西洋算学与海内算学相融合于一体,再以此为据,重注《周易》,以天算之道,破谶纬象数不经之言,方能重现圣人之意。若我书成了,自当记下你的功劳才是。”
周治平也对焦循拜道:“弟子愚笨,本来经术不足,承蒙里堂先生和老师不弃,补录了在下生员,原也是在下应该感激先生才是。在下读书时,原也想着精通算学也是一技之长,世人徒言经术,定是有失偏颇。见了先生之后,才知道算学儒经,本是可以兼通之物,倒是在下有些惭愧呢。”
阮元也过来对周治平道:“朴斋,你和尚之这些年来,与我同修《畴人传》,听你讲论算学流传之道,我也大有进益,只你称我老师,倒是我有些惭愧了。这《畴人传》有你二人相助,眼下也大致定稿了,我到了京城之后,再加修订,便可刊刻,到时候你的名字,我自会列于其上。只是有一事你还需记住,西洋算学自有独到之处,可我中土算学精博之处,亦不逊于西洋,修习算学,中法西法,都是不可或缺之道,你可记住了?”周治平自也谢过了阮元。
阮元眼看诸生景仰之情,一时不绝,想着虽是自己悉心提拔众人,可座中各人,大多也曾与自己共修经典,也是互有扶助。此时别离在即,又怎能全无不舍?自己年纪未必比其他人大,可毕竟受了诸生一句“老师”,作为师长,也当多有见赠才是。便道:“各位,三年以来,我等共修经籍,相与讲论圣贤之道,今日三部图书刊刻完毕,非我一人之功,实乃我等众人之力!而且我近来想着,我与各位,虽有师生之名,实则教学相长,各位均有独到之处,也让我受益匪浅。这般想来,各位对我平日已然尽礼,我对各位却几无报答,当是我要给各位补上这教学之礼才是。”说着面向诸生之中,行了一揖,学生们又怎敢不敬?连忙纷纷回礼相报。
阮元又道:“今日一别,我也知道,或许我与在座许多人,便是诀别了,此后天各一方,再无相见之由。这话说来也有些伤感,可人生聚散,本也是常事,各位倒也无需沉溺其中。当然,我也知道,各位都是有才学之人,若是我全无相赠之物,倒显得我看不起各位了。不如这样,所有今日到场之人,我每人赠诗一首如何?”学生们自也知道,这首诗的背后是阮元对自己的肯定,将来无论到哪里,阮元的赠诗都足以让人信服,一时也相继谢过阮元。
很快学生们取来笔墨,阮元便为各人一一作诗过了。一时兴起,各人赠诗之后,又提起笔来,不过片刻,一首七言律诗便跃然纸上:
谁家有此好湖山,况是清风竹阁间。
秋水正宽情共远,宾鸿初到客将还。
汪伦潭上舟迎岸,辛渐楼头酒照颜。
为问净慈古开士,再来我可不缘悭。
端木国瑚看着阮元这首感怀诗,也不觉笑道:“老师心中还是舍不得杭州啊,这‘再来我可不缘悭’一句,用的却好生奇怪,难道老师日后还要重回杭州不成?”
“杭州是人杰地灵之所,我这一去,自然也舍不得啊……”阮元也感叹道。
可是送君千里,终有一别,这日相聚,也在夕阳西下中渐渐落下了帷幕。次日,阮元一家行装已经清点完毕,便踏上了北上任官之路。
这次北上,起居之事倒是不用阮元再行担忧,孔璐华在北上之前,就已经告知京城衍圣公府,此次阮元入京,就在衍圣公府居住。衍圣公府就在皇城左近,无论入朝议事,还是去礼部参决部务,都很方便,阮元也答应了。
行船之际,运河两岸,一排又一排的长草也渐渐映入阮元一行眼帘。只是这些草看着像草,却比寻常草类长出数倍,草叶甚大,上面竟也有细细的枝干,不少“长草”之上,还依稀可见或红或紫的果实,这样看来却也不像草,倒是像树。可枝干细小,若说是树,也未免太脆弱了些。
“夫子,这些草是什么啊?我来的时候,却没注意过。”孔璐华不禁问道。
“这些不是草,是桑树啊。”阮元答道:“这吴兴一带,近年来倒是一半的田地都改种了桑树,只因桑树之利,数倍于稻谷。你看上面的桑叶,养了蚕出来,就能得丝,大获丝绸之利。上面的果子叫桑葚,人亦可食。这里桑户一边养蚕,一边卖桑葚,一年所得,即便换了漕粮去交赋税,也能余下不少呢。”
“可是夫子,你看岸上那些人,我怎么觉得也很辛苦呢?”孔璐华指着岸边几个收摘桑叶的桑农,不解问道。
“是啊,这里赋税其实原本就重,所以百姓才想了这种桑之法,早些年也不致如此辛劳,可是眼下……”想起富纲、玉德等人身为封疆大吏,不思民生疾苦,却唯求补足亏空,不惜倍加漕赋。原本富足的桑农,也都需要加倍种桑,才能完税,心中也不禁黯然。
回想浙江的一切,余得水、林四、李长庚……自己可都答应了他们,如果回到京城,一定要将浙江困顿之状上达天听。可即便如此,浙江的一切,会那么轻易改变吗?
又或许,朝廷之内,本来也需要一场大变动了……
阮元自然知道,这时的京城,即将迎来一场数十年不遇的风暴。可他也清楚,只有走过这场风暴,这个国家才有新生的希望。
看来,也该到自己有所作为的时候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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